经济学认为，人类是一种自利的生物。出于贪利，人与人难免互损。即便有法律制衡，执法者也可能弄权牟利。于是，谁都想充当执法者，或行贿执法者来追逐利益。 经济学的原理，在体育竞技的江湖中一样通行。 有竞技，

经济学的原理，在体育竞技的江湖中一样通行。

第三，改革选派裁判制度。除裁判与参赛队不同飞机、不住同一间酒店等避嫌措施外，可参考建立裁判专家库及试行末位淘汰制。比如，每轮比赛前一周，在专家库中随机抽出每一场比赛的6位候选裁判；比赛开始前两个小时，在6位候选裁判中抽出3名比赛裁判。这样做，至少可以增大俱乐部的“做工作”难度和成本，减少裁判“自我兜售”的时间和机会。同时，根据裁判每场比赛的执法效果打分，在常规赛期间或季后赛之前，进行“末位淘汰”，以督促裁判专心致志提升业务水平。

有竞技，就有输赢，就有利益得失。即使大家都专心比赛，裁判也客观公正，但在每次判罚中，不利的一方都难免有“裁判是否收了对方好处”的揣测。比如CBA联赛，除了明显的犯规、违例之外，还有很多一时难分对错的，如哪方球员把球碰出了边线？是阻挡犯规还是进攻犯规？是好盖帽还是干扰球？是抢断还是打手……

其次，对执法者必须有激励、有约束、有监督，使之对腐败敬而远之。作为裁决比赛生死的重要角色，裁判员不仅要专注于比赛，还面临着来自比赛双方运动员、俱乐部、投资人以及现场观众的巨大压力。为此，必须提供有竞争力的报酬，使之与裁判的巨大心力付出相衬。NBA的职业裁判年薪从30万—80万美元不等，虽然远不如球场上奔跑着的亿万富翁们，但已经有了不想腐败的基础。而CBA的裁判，至今都还是兼职人员，大多是学校的老师，有的是体育工作者。据称，吹罚每场CBA比赛，一位裁判的收入是两、三千元人民币。面对非法利益，他们如何能不心动？

利益当前，有的主动、有的无奈，大家争相去给裁判好处。总有些裁判会把持不住，从客观误判到主观错判直至明目张胆、颠倒黑白。看到有裁判如此获利而没事儿，其他的裁判也会效仿……坦白说，这20年来，CBA投资人对于比赛环境的恶化，既是制造者，也是受害者。

经济学认为，人类是一种自利的生物。出于贪利，，人与人难免互损。即便有法律制衡，执法者也可能弄权牟利。于是，谁都想充当执法者，或行贿执法者来追逐利益。

彻底杜绝“黑哨”，不太现实。但是，只要愿意把它当回事儿去解决，总可以逐渐找到好办法的。

首先必须避免绝对的权力。NBA做了一个榜样——联盟创立之日起，就把裁判管理的权力交给了投资人。2008年，为了扭转因多纳吉赌球案而受损的NBA公信力，NBA甚至特别委任美国退役二星将军罗纳德·约翰逊出任NBA裁判事务部高级副总裁。2014年11月27日，也注定将在CBA历史上写下重重的一笔。这一天，由投资人担纲的CBA裁判管理委员会，对佛山北京一战的裁判争议做出了裁决，当值主裁判李平被停哨15轮。CBA向管办分离迈出了重要一步，篮球比赛绝对权力的天幕被撕开了一道口子。

“黑哨”，无处不有。在中国足球，有最具代表性的陆俊；在相当规范的NBA，也有“多纳吉事件”。那么，CBA能否减少“黑哨”，使比赛更加健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