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曾想,接下来的日子里,站在日本城市街头,扔垃圾成为心头一患。

物尽其用是一种美德。成奚大学名誉教授广野良吉自1978年起任中国经济顾问,先后来过中国55次,目前致力于环境问题的改善。他说,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青春期”,也曾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随着近年日本经济衰退增速放缓,政府开始倡导节约,排除浪费现象从政府部门做起,主动削减人员和经费。市民中也出现了对“超前消费”和“追求奢华”的反思,享受“简适”“环保”的生活方式。

去年12月份,我作为“外国人”在日研修,开课前日方教师发下厚厚一叠材料。材料全部双面打印,内容有关医疗健康、交通出行、银行汇兑等生活指南。其中一份介绍怎样扔垃圾,单独装订成册,当时只大略一翻,暗叹日本人竟细致至此。

18天的日本之行,所见最为敬业的一组垃圾桶,出现在大阪世博园门口。桶身注有中英日韩四种文字,盛放废弃饮料瓶的容器,由一只大号可乐空瓶剪去底部,倒挂起来做成。

垃圾桶一旦露面便是成排出现,六七个桶颜色各异,贴着不同的日语标签肃然而立。什么东西该丢进哪个桶?垃圾分类之细,对我们而言,又是一道难解谜题。

城市距森林不过咫尺之遥,乡村和自然没有明显界限。在日本,物质文明和消费文化高度发展之后,人与自然的关系被重新审视,努力尝试握手言和。

从东京到金沢,新干线一路穿山越岭,隧道很多。往往火车进入隧道之前还是城市景观,出来却只见窗外森林密如壁垒,恍若与世隔绝。更有零星小村卧于山谷之间,其后白头雪山映衬,一派静谧恬然。

日本街道极为洁净,角角落落似被精心擦洗,生活也十分便捷,口渴了随处可见饮料贩卖机。唯独垃圾桶的数量大大少于国内。自美国“9·11事件”后,为防止恐怖分子将爆炸物放入垃圾桶制造恐怖事件,日本公共场所大幅削减垃圾桶数量。产生的生活垃圾,只有随身携带。常常是走了一天,才终于在便利店门口发现一处垃圾桶,同行来自西藏的团友此时总会惊喜大叫。

本报记者　卞文超

日本人对垃圾分类习惯的培养,始于儿童时期的教育。在金泽市户室废物利用广场,专设多功能厅,为孩子播放如何进行垃圾分类的卡通片。金泽市废物处理厂管理人员高岛先生,是一名退休公务员,他带我们参观了处理厂中一间工作室。工人正在仔细修理废旧家具翻新样式、重新上漆。这些再生家具将在金泽市政网站上挂出,以低廉价格出售,颇受市民欢迎。

大阪世博会举行于1970年,时隔40余年,世博园仍在有效地利用。当年高耸的标志性建筑“太阳塔”,外墙成了放映电影的巨幕。为开闭幕式建造的露天场地,今天改造成游乐场和风味小吃广场,挂起闪烁彩灯。远远看到广场中间两座透明大棚,散发出明亮暖光,走进去方知,发光物是为游客提供的采暖设施。情侣们互相捧着双手,年轻的父母推着婴儿车,围站在炉旁取暖。场馆的再利用不能靠凭空想象,如果没有这一人性化细节考虑,寒冷的冬夜恐怕难以聚集人气。

要说此行对我最直接的影响,是学着用手帕包好一双筷子放进包里,从此拒绝使用一次性餐具。若干年前看过新闻报道,日本的一次性筷子皆来自中国的森林。想要走出家门便呼吸到干净的空气,怎能不去省下每一小方树木。

从日本回国之后,没有了站成一排的复杂垃圾桶,不少垃圾又要囫囵扔掉,心下忽然感到不安和不甘。把一个饮料瓶分解丢掉,其实不过举手之劳。我13亿人民,共同乱丢废物,则垃圾瞬间成山,共同节能环保,则资源滚滚而来。

翻译陈玉老师是在日本生活的上海人,她也倍感扔垃圾的麻烦。如果想要扔掉一个矿泉水瓶,瓶盖要扭下来扔进一个桶,塑料标签撕下来扔进一个桶,瓶身再丢进另外一个桶。如此细致的分类,是为了最大限度提高资源利用率。一次在教学楼里吃完盒饭,有团友没把剩余饭菜和餐盒分别丢弃,打扫卫生的大妈竟当即投诉。

高岛说,在日本家庭中,丢垃圾也是大事一桩。日本对垃圾从丢弃到回收有一整套详细的规定,其严肃性、严谨性已上升为法律条文。家庭丢弃垃圾要在“指定日期和指定地点”,由专门垃圾回收业者,进行收集和分解。若想扔掉大件家具,非但不能有偿回收,反倒要交出1000日元的大件垃圾处理费。这也是为了督促市民,尽量减少生活废物。

2011年12月,应日本政府邀请,由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派遣的中国青年研修团一行94人赴日研修考察。本报记者随经济分团至东京、石川、大阪等地,深入日本企业、文化机构、政府机关及普通家庭,从细节处感受日本之魅力。此番见闻分为环保篇、中小企业篇、传统文化篇呈献给读者,以期带来些许思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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