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河对岸是香港的农田。

前面提到的那个演洪常青的舞蹈演员，在香港学了制衣，改革开放后又回来办了服装加工厂。现在他退休了，定居蛇口，在一个艺术团里做领舞。再提及那段经历，他说就像过眼烟云一样。

文革后政策有所松动，不再一味地堵，而是改用疏，比如说开会忆苦思甜，演革命样板戏，批判香港是“人间地狱”，学毛选……但还是不行。有一次演出《红灯记》，大幕一拉开，演李玉和的演员却不见了，原来他已经逃港了。

后来我看到陆续有一些人在回忆录里写到自己逃港的经历，比如曾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就是乘小船偷渡过去的；香港“期货教父”刘梦熊则走了6天6夜才到海边，从天黑游到天亮，最后默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毛主席语录抵达了对岸……还有千千万万的逃港人没有留下名字，他们的故事形形色色，却又大同小异。

我接触过一个舞蹈演员，那时在《红色娘子军》里演洪常青，逃港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一瓶养乐多。他告诉我，每当有香港人过这边来的时候，当地的孩子总是跟着他们。有一次，一个香港人给了他的孩子一瓶养乐多，孩子喝完后还不肯BT页游，拼了命地想把最后剩的一点东西吸出来。这个演员觉得让孩子吃别人的东西已经很没尊严，而那种吃相更让他心疼，于是下定了要逃到香港去的决心——他游了5个小时，游过了深圳湾。

据我掌握的资料，历史上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逃港者各个阶层的都有，主要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全国12个省、62个市（县）。

对于逃港者，中国政府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政策。没有跑成的人中，大多数是被堵住、抓住的，还有一些是逃到香港又被警方遣返回来的。高峰时期对逃港者的打击异常严厉，没有合法手续的人都被视为“叛国投敌”，抓到就要收容，当地的收容站一度人满为患。

新中国建立后，因为“反右”“四清”“文革”“上山下乡”一系列政治运动带来的政治和经济上的煎熬，使得逃港现象绵延了整整30年。

看到大逃港这一历史事件引起世人关注，那些曾经秘不外宣的事实被解密，我感到很欣慰。历史不应该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湮没，尤其不应该忘记的是，30年中，这些逃港者，他们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1990年，深圳特区成立十周年之际，习仲勋回深圳参加庆典。他接受采访时对我说：“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

对于建国后逃港的总人数，有不同的统计数据，少则70万，多则200万。据我估算，应该在100万以上，这是指在香港落了户口的，此外还有很多人迁到台湾、美国、加拿大等地。1949年，香港人口是100多万，1980年是500万左右，现在是700万。那30年中，从大陆过去的人口数量可见一斑。仅从这一点上看，也不能忽视香港与大陆的关联。我在一次讲演时说，香港文化研究者要多研究一下逃港者，我们所说的“香港精神”——吃苦、拼搏、肯干，其实都是来自这些人。

个人简介

我还见过一个逃了12次的人，都被抓回来，到了第十三次，边防战士都不好意思再抓了，他终于跑过去了。

仅1978年一年，逃港的就超过9.7万人次，甚至当地干部都开始逃，形成了“有权的批出去，有钱的买出去，没权没钱的逃出去”的局面。一位退役的边防军人曾告诉我，逃港高峰时期，他面对成百上千黑云一样涌过来的群众，“心都在颤抖”。

逃港成功的农民大多做了工人，他们在楼房天台上搭建简易住所，在家庭作坊里粘纸盒、缝袜子、勾纱。刘梦熊曾说，香港老板最喜欢用逃过去的人做工，因为他们体力好、能吃苦、要求又低。这些逃港者为经济起飞阶段的香港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

70年代的逃港者中很大一部分是内地知青。这批人跟之前的农民不同，他们有较高的知识水平，过去后直接带动了香港的文化发展，其中就包括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早期的香港电影界没什么会作曲的人，配乐通常是用凤阳花鼓、黄梅戏的调子充数，罗文、梁立人这批人过去后，香港的音乐、影视才慢慢发展起来。

陈秉安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专访时说：“从对待这段历史的态度变化，可折射出政府执政理念的变迁。”

如今，反而是大量香港人涌入内地。所以我总说，政府对待这个问题的政策变化，就是一个越来越实事求是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很多干部为治理逃港做出了贡献，甚至付出了代价。

两边收入相差100倍

那个特殊历史时期，中国内地几乎是与世隔绝的状态。但宝安县（1979年3月改为深圳市）不同，这里与香港接壤，把香港的情况看得清清楚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宝安县一个农民劳动一天的收入平均是0.7元，而香港则有70元港币左右。一边早就用上了电视、冰箱，另一边只能吃红薯、咸鱼……悬殊的差距，引起了群众的不满。

惨烈的逃港之路

逃港有着不同的时代背景。建国初期的逃港，主要是因为政见不同，以国民党残留人员和所谓的“地富反坏分子”居多。1957年、1962年逃港主要是由于国内生活条件差，历次政治运动又使得经济问题雪上加霜，“反右”“大跃进”更是引起了大饥荒。1972年逃港的主要是知识青年，他们认识到“文革”是错误的，又看不到回城的希望，所以萌生了逃港的念头。1979年逃港则是由一则“伊丽莎白女王诞辰时香港将大放边境3天”的谣言引发的。

1971年，宝安县公安局的年终汇报说，有个村子逃得只剩下一个瘸子了。位于香港新界的罗芳村原来并不存在，几乎都是深圳罗芳村的人迁过去的。

1978年，习仲勋（中）在广东惠阳地区考察。

而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叶小明的企业家。他是1962年逃港，当时只有十几岁。他的母亲在逃港途中被洪水冲走、淹死了，他含泪埋了母亲，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叶争气，“发誓在香港干出一番事业来，一定要对得起死去的母亲。”在香港，他从底层做起，奋斗了数十年，干到了一家金融集团的总经理，是行业内数一数二的人物。一次参加会议，他激动地说：“今天不是讨论香港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奇迹吗？你听那些专家分析这个指标、那个政策，他们懂得香港吗？他们懂得什么是真正的香港人吗？真正的香港奇迹，是我们这些人，是我们用血，用眼泪创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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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堵，到疏，再到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