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不容易吧！
1979年研究生考试，我是投靠那个单位当年唯一一个考《量子力学》通过的人，虽然分数仍然没及格，要特批。可是后来我告诉了那个导师，我是去年因肺病退学的，于是他就放弃我了。这样我1979年又投考了大学，这回我的中学姜老师告诉我，还是报个平民学校吧，这样保险，周总理的母校不是你可以上的，还有许许多多领导干部子女哩。我有个老师，文革中管图书馆的，据说当年与聂耳恋爱过（不知真伪，反正我见过一张她和聂耳的合影），她就向我推荐过华东师范大学，据她说聂耳当年就想上光华大学，那是华东师大前身。于是我上了华东师范大学第四纪地质与地貌专业。我很想上物理系，但是我被通知由于我中专上的是地学，只能学地学专业。学地学就学地学吧，我小学生写的作文《我的理想》就是当个地质队员。没想到的是我在华东师范大学，又遭到退学。因为我又被发现肺纤维化。我告诉学校我去年肺病治好了。学生处给了我个文件：“肺结核痊愈后，观察一年无变化，可以入学”。就这样我就只有赖在华东师大，成了编外学生，到处去听课，这样物理系的基础物理专业，数学系数学专业的基础课，几乎全部都听，就是学得不够好。后来经过上海第二肺科医院检查，允许我1980年入学，中间过程还可能因为得到一个领导干部的帮助。因为1979年我未能入学，被学校停了所有津贴后（比我1960年没饭吃人道多了），碰巧我在光机学院的几个女同学去上海实习，顺便看了我。看到了我的困境，特别是看到我把别人吃剩的菜要来留着下顿吃，有个同学回家可能与他父亲说了，他父亲是邓小平同志当年搞改革开放的一个骨干部长级干部。也许是这位先生过问了。后来学生处不赶我了，系主任刘树人来看我，说：“听说你困难到靠“抓盘子”生活，不卫生嘛！这样，把生活津贴费先发给你吧。”【关于这次突变我一直以为是那个同学惊动了她的父亲，此文出来后，她告诉我“与我无关”，我真惭愧，往自己脸上贴金。现在我又不知道恩人是谁了。】其实我吃剩菜不是困难而是在地质队的习惯。每天从野外回来，食堂剩下什么吃什么。那时我有海外关系姨妈知道我害了肺病，每个月给我寄20元钱，补营养。那时一个月的津贴才19元，所以我一直没能改掉在地质队养成的喝茶习惯。就是喝绿茶胃会痛。接着我随80级入了学，随79级学习，学号是1979060106，华东师大没让我退学，没有歧视我，对我来说真是“恩重如山”呀。在80级了，我还认识了两个吊儿郎当的好朋友，吴必虎、王远飞。他们后来都成依靠自己的科技能力创业的企业家，就我是没有出息。2013年我脑出血住院，交不了护工护理费，吴必虎送了我1万元。谢谢他！他搞企业，我还批评他不务正业。我真惭愧。所以有人说，精准脱贫，要扶持那些因病致贫的，我说，因病，我也致贫。但我不是贫困人口。精准脱贫，需要先把致贫的地理因素找出来才行。这是我区域有三个地理本性学说的结论。我后来与田园、蒋欣把这观点观点写了篇文章，发表在一个可持续发展期刊上。
从知青时代被推荐上重庆大学开始算，我经历过南开大学、长春光机学院、华东师范大学79级，华东师范大学80级，我是进了五个大学才上成，所以我有个情结，上学不容易，喜欢帮助人读书。我有个晚辈后来放弃研究生考试要去深圳工作，让我骂了。：“你爸爸和我读书多不容易。59年我们饿了吃神仙土，拉不出屎，互相用棍子掏。现在有机会上研究生你却放弃，至少对不起当年批粮食救济了我弟兄俩的邓小平。”
1978年，我正式进的叫长春光机学院，现在的长春理工大学，科学院的大学，体检发现我“双肺现纤维化索状条带，趋向钙化“，大概那时还不知道什么叫“肺纤维化”，我被作为肺结核“不与入学“，重新回到了地质队。为了争取保留入学资格，这个学校负责招生的战老师告诉我：我实际上考试排名全省大约第25名左右，而且我耍小聪明物理试卷用英语做的题，没给分。我是她抢来的。可是，世界上很多事就因为“可是”变化的，可是刚刚复职省委书记孙雨亭的女儿看上了录取我的大学专业，，我被替换出来了，因此才落到他们学校录取，我也才知道了这段遭遇。我的同桌同学顾，他是院长王大珩的侄子，让我把自己的情况写信告诉王院长和党委书记武，武书记后来接见了我，于是我得以保留入学资格而退回地质队，2000年，科协代表大会，我在电梯里碰到王大珩院长，他居然还记得我的名字，真感动。不过他把我记作是她女儿的同学。1978年12月2日，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已经24岁了的我，回到了小城曲靖，当时唯一能鼓励我的是，我在《参考消息》看到，别人嘲笑基辛格，“这个24岁的大学一年级学生”，我想我明年再上大学，也还是基辛格那个年纪，不算大。到我原地质队报了到，他们同情我，我就被安排住院治疗了。我始终没有被查出肺结核病菌，不过为治病打了许多链霉素，我的耳朵因此害上了神经性耳聋，所以英语、方言的发音都听不准，普通话也说不好，吃了不少亏，例如，飞机场要登记，广播“Attention, please”，我总是会听作“各位先生，please”，我在上海不止待了10年，除了“谢谢侬”外，一句上海话也讲不了，够笨！当然我还是非常感谢治疗我的治疗医生罗，好像叫罗惠萍，我还记得她。我的肺结核再也没有发过，直到2006年我从青海和宁夏考察回来，被认为犯了“肺栓塞“才住了肺科医院，其中一个医生叫陈白萍。去年我在滇西考察再次犯病，我住进了上海肺职业病医院，确诊为肺纤维化。这个医生叫李惠萍，萍，是我恩人的名字呀。还有我2013年脑溢血住院的杨医生、史医生和王医生，我特别感谢他们在我住院时他们不干涉我作工作，在这三个医院住院，可以歇一歇，我抽空修改完成了我的三本书，《普通地理学》、《理论地理学》和《计算地理学》，当然还“指挥”项目，和大家一起把项目完成了。
退休的发言：读书不容易，研究须尽力
1959年底，国家遭遇天灾人祸，我5岁了，自己就能数到100，还能想到100，加1一定不能叫一百一不像十加一叫十一。我想上学，可是那时候要求右手绕头要能摸到左耳朵，才可以报名。我恨我的手长得太慢。没想到半年后我弟弟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饿死了，因为我妈没奶。我爸爸、叔叔、姑姑和表舅决定我赶快上学，因为上学可以多供应一斤粮，1960年我上学了，不是因为手长长了，而是因为这时来了个贵人，邓小平，邓小平带着省委书记谢富治来我县视察灾情，因为我叔叔在曾经在宋任穷、谢富治的警卫连当过兵，我叔叔找到了他们，告诉他们我的一个弟弟、一个叔叔还有我的二奶奶，他的婶婶，刚刚就饿死了。文革中看到毛主席写了篇文章叫《一个教训》，提到我们县59年饿死了3万人，那个县委书记撤了职。当时谢富治批了个条子，我们家凭那个条子买了两个20斤粮。邓问还有什么事？我叔叔说想让孩子先上学。邓大概又写了几个字，于是我上学了。不容易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