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国民政府开始进行赈灾，并拨款2亿元法币到河南，当时，这笔钱大概只够300万灾民，每人买上0.9市斤米，而就是这样一笔钱，最终拨到河南，被各级官员一路贪污，最终只剩下8000万元赈灾；而河南省灾情调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三青团河南支部主任王汝泮，也将赈济款其中的200万元，偷偷转移，自己到老家许昌买了500亩地；

当时，宋美龄刚好正在美国四处演说、求取援助，白修德的报道使宋美龄恼羞成怒，她强烈要求《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解雇白修德，但最终被卢斯拒绝。

因为在李培基等人看来，他刚刚新官上任，如果申报灾害，势必影响征粮和他的政绩。以当时国民政府的县长考核为例，当时蒋介石规定：“以后县长的考绩，军粮占百分之三十五，兵役也占百分之三十五，其它占百分之三十。”县长如此，省长也大概一样，在李培基看来，误了军粮征收，这个省长还当不当了？

田地几乎绝收，于是，树叶、杂菜等平时给牲畜吃的东西，眼下也成了饥民们的美味；蒺藜、柿饼这些平时觉得难吃的东西，价格也在不断飞涨；榆树皮能扒的，也被扒得精光用来填肚，对此，当时熬过了光绪三年（1877）大饥荒的老人们有经验，他们说，吃了草根树皮，即使熬过了这个年景，也是要病死的。

当时，一些马路边的所谓饺子摊上，一些富有的顾客，吃着吃着，经常发现肉里面，经常还藏着指甲。

《大公报》报道相继刊发后，国民政府震怒，下令《大公报》停刊三日；不久，1943年3月初，张高峰被国民党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一直到日军大举进攻中原，汤恩伯部队溃不成军，张高峰才得以获释返回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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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郑州三青团分部，则在当时的调查单上，写着当时民众在活不下去后，各种各样的死法：有上吊自尽的，有投井的，有服毒自杀的，有摔死孩子的，有全家饿死的。

这种文化是把社会秩序看得高于一切的，如果他们不能从自己这里获得秩序，就会接受不论什么人提供的秩序。

对此李蕤写道：“从前听说人吃人的事，总觉得是人们的夸张，如今置身其地，亲聆相食亲子的事，只有愧叹自己以往的孤陋寡闻和感情冷淡。因此我希望坐在暖室华屋里的人，不要忽视这些血的现实。”

“与灾民的悲惨处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驻防在河南的军队，依然在征收粮食和实物供养自己，而当地每个政府官员，也会按月得到定额的粮食。”

当时，许昌“连年凶岁。饥寒交迫，死亡枕藉···以树皮草根罗雀俱尽之饥民，当然无粮可交”，但王桓武却说：“宁可饿死十个老百姓，不叫饿死一个兵，为抗战军事第一也。”以致许昌百姓倾家荡产，卖儿鬻女，弃家四逃者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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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志·人口志》中也记载，1940年，河南全省人口是3067万；到1942年，只剩下2798万人；1943年，剩下2595万人；到1944年，人口更是降至2471万人。短短四年间，全省人口减少了596万，除去正常的人口增减和战乱影响，估算1942年饿死人数，应在300万人以上。

蝗虫所经之处，田园庄稼为之一空。

熬过了1942年这场大饥荒的河南偃师老人韩雷松回忆说，大人们告诉他，大雁的粪便是可以吃的，因为大雁吃的是粮食，拉的屎，里面有不少还没消化完的粮食籽，这种说法，在1942年的河南非常流行，无数已然饿得两眼发昏的人们，已经顾不得脏和臭，只要有，就敢吃。

1942年，一种大雁拉的屎、大雁屎，成了许多苦难的河南人眼中的香饽饽。

河南灾民正在刮树皮吃

1938年，随着日寇的节节推进，开封沦陷，为了保卫郑州和武汉、西安，国民政府以水代兵，扒开了黄河大堤以阻止日军南下、西进，史称“花园口决堤”事件，而这一惨烈的行为，最终造成河南、安徽、江苏三省44县89万人死亡、390万人流亡、1250万人受灾，无数黄泛区人民不愿做亡国奴，纷纷涌入国统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