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直到我开学，妹妹也没能回来。我要报警，爸妈死活不同意，一是这样说不定会害了表叔吃牢饭，二是我们也收了人家的钱。只是以后不再让她出去就行了。后来才知道，表叔担心干这一行有风险，已经偷偷把妹妹和其他伙伴“租”给了另外一个同乡，租金是每人每年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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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在皖西北的一个小村庄里。那里土地贫瘠，田地少，人口多，村民如果完全靠种地，一年人均纯收入不会超过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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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高中，由于有妹妹一年数千元的收入帮衬家中，我的生活略微跟上了节奏。只是和妹妹相处的时间太少，往往腊月27、28回家，大年初几就出门了，因为表叔说，过年是卖花旺季，买的人多，不能错过了。
我一直成绩不错，07年终于考上了县城的重点高中。爸妈在开心之余更是为我的学杂费、生活费发愁。07年8月的一天，爸爸在骑摩托车去工地的路上，因疲劳过度，把腿骨摔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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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拼命勤工俭学，除了自己上学开销，还能结余一部分寄给家里。而我的妹妹，再也没有出去乞讨过，在家里陪着父母，陪着爷爷奶奶。可是她曾经经历的苦难我终身难忘。
2007年我16岁，妹妹宫小花8岁。家里虽然贫穷，但有爱我们的爷爷奶奶和父母双亲。
他们已经辗转到外地去了。
我第一次因为妹妹而感到万分憋屈。
我十分气愤地对爸爸说：“我妹妹是一个有病随时会发作的人，你们照顾不好她也就算了，还让她去乞讨，如果我妹不回来，这大学我坚决不去上了。”我妈妈不停抹着眼泪，爸爸彻底慌了，答应我马上联系表叔把妹妹带回家。
看着妹妹瘦弱的身体，被冬天寒风吹到粗糙开裂的脸和小手，我问起妹妹卖花的经过，妹妹却不肯多说，只说还好。只是出门时她会对奶奶对妈妈和我不停抹眼泪，毕竟是个不足十岁的孩子，我也没有多想。
所谓“带乡”是指组织携带儿童，主要是残疾儿童外出乞讨。曾经一度我们这个镇这个县以这种不光彩的职业闻名全国，我们村被冠之为“乞讨村”。
上大学开始，我就加入了志愿者行动，参加工作至今，每当在大街小巷碰见了乞讨的老人、残疾人，我会从自己的钱包里掏出五块十块表示心意。而当见到年幼的伤残的儿童在乞讨时，我会详细问询他（她）的籍贯、家庭地址，对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遇到感觉可疑的，会立即报警求助。不这样做，我的良心就会感到不安。
本文原载于我们是有故事的人（微信ID:wmsygsdr）｜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官方故事平台
妈妈身体不太好，爸爸农闲时跟当地建筑包工头在县城做点零工补贴家用。妹妹犯有一种叫“羊角风”的怪病，有时候会突然手脚抽筋，口吐白沫，昏倒在地失去知觉。醒来后又没有事。因这个缘故，学校也不敢要她，因此妹妹只是每天羡慕地看着同龄伙伴上学放学，一个人孤零零地在房前或者屋后玩。每当我放学回家时，妹妹老早就在家门口的路上等我，看到我她会欢快地跑过来，讨好地帮我拎书包，口齿不清地喊哥哥。
2010年高考，一向成绩拔尖的我发挥失常，清华北大梦碎，仅仅考上了河南郑州的一个专科院校，我不愿意去补习复读，怕老师同学笑话，再说明年也没有把握。我对爸爸说我不想去上，想跟表哥去南京学做房屋防水。很少发火的爸爸狠狠扇了我一记耳光，“全家辛辛苦苦供你读书，你说不去就不去?你对得起在外面风吹日晒乞讨的妹妹吗？”
图片来自《都挺好》剧照
一进入大学，我就连找了数份兼职，可以不依靠家里自己边读书边养活自己了。我最大的心愿是努力攒钱尽快把妹妹接回家，不能再让她在外头乞讨流浪了。
在我的强烈要求下，我和带妹妹的“老板”通了电话，我要求他赶紧带我妹妹她们回来，并警告他要绝对保证她们的人身安全。和妹妹通话时，妹妹故作轻松地笑着说：“哥，其实我……我挺好的，我还胖了呢？就是想家，想……你们……”妹妹最后的声音是哽咽的。我流着泪叮嘱她一定要保重身体，注意安全，并向她保证，很快我就会去接她回来。
开学一个月不到，我就接到湖南长沙某收容所的电话，证实了电话中的人是妹妹后，我买了当天的高铁票，恨不得立刻飞到妹妹身边。第二天，在收容所工作人员陪同下，见到了过年分别后大半年没有看到的妹妹，她个子明显高了，但没有像上次通话中说的胖了，而是又黑又瘦。乍见到我，妹妹乌黑的眼珠里泛着晶莹的泪光，一头扑进了我的怀里。
/作者介绍/
在我老家，一个劳动力在家一年也就挣这个数，这条件无疑相当有诱惑。
同时妹妹也告诉我，在乞讨时也得到过许许多多好心人的帮助，几次她发病都有人把她送到医院，在冬天很冷的时候，有的人买热馒头往她手里塞，有的给买新棉衣。有一个奶奶连续三天给她端来了饭，直到她离开……
我忘不了那一次我从学校回家，妹妹照常屁颠屁颠地跑过来帮我拿书包，我生平第一次朝妹妹厌恶地低吼了一声：“你走开。”妹妹像受惊的兔子一样，站在那惊愕地看着我，大颗的泪珠在眼眶里转了好久才委屈地滚落下来。
从妹妹的嘴里，我得知，自从离开表叔后，妹妹他们不知道坐了多少火车汽车，到过了很多不知名的城镇乡村。这次他们老板不知道为何被抓了，她才被送到收容所，怕爸妈担心，妹妹向工作人员报的是我的手机号码。我紧紧握住妹妹满是伤口开裂树皮一样粗糙的手，泪湿眼眶，这哪是一个十一二岁小姑娘的手啊！
爸爸当然知道我们当地的这种风气，但他还是答应了表叔。原因有三：第一家里急缺钱用，他身体受伤后做不了工。第二只是去卖花，见见世面，又不是去乞讨。第三带妹妹出去的不是外人，是远房表叔，多少沾亲带故，量他不敢把妹妹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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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发现自己说漏了嘴，双手捂着脸颓然蹲在地上，一言不发。从妈妈嘴中我终于知道，妹妹和几个小姑娘刚开始是随表叔在杭州卖花。说是卖花，其实就是在傍晚到深夜在小区广场、公园、茶座酒吧等人多或者情侣多的地方，死缠着人家买。玫瑰花批发1-3元一朵，她们被规定统一卖10块。表叔规定每人每天要卖到30朵，后来加到50朵，不卖完不许收工。
工地上的活是干不成了，爸爸一直在担心我开学后的费用凑不齐。没过几天，一个远房表叔来探望爸爸，并带来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可以让妹妹小花跟他去杭州卖花挣钱。第一年给3000元工钱，包吃包住。熟练后继续干的话，网页游戏私服，以后一年增加1000块。
“妹妹，哥哥答应你，我发誓再也不会让你离家乞讨了，相信我。”妹妹“噗嗤”一笑，紧紧抱住了我。
魏伟，一个走过大江南北热爱文字阅历丰富的文艺中年。
闻听此言，我如遭电击，什么？我妹妹她不是跟表叔在杭州卖花吗？
自2005年左右开始，村里有些人建起了漂亮的小洋楼，有的还开上了小轿车，让村民十分眼红。在村民交头接耳的议论声中，后来大家都知道了，这些人是靠“带乡”发的财。
我怒不可遏，挥拳把他打出了鼻血。但从此，我自我感觉被同学们看不起，仿佛走到哪都有人指指点点。而这一切不是因为我成绩差，也不是因为我长得丑，而是因为我家有个得“羊角风”的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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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那年仅8岁的妹妹，从未出过小镇却犯有癫痫病的妹妹，在我高中一开学的同时，随表叔踏上了去杭州卖花的长途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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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幕幕，年少的妹妹竟然记得刻骨铭心，讲起来是那么的动容动情。
而这一切，爸爸妈妈早已从表叔吞吞吐吐的通话中心知肚明，没有制止，也算默认。当然妹妹的工钱从最初的3000块一年变为了8000。
有一天，我在学校和一个同学吵架，那个同学冲我喊：“你妹妹是个癫疯婆，你家有遗传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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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题图来自《都挺好》剧照）
更恶劣的是，表叔的卖花生意才做了一年不到，就因为同行竞争激烈、城市管理不允许等原因做不下去了。可他又不想失去这批能为他挣钱的小孩子，真把他们送回老家，他可就什么钱也捞不到了。在思索一阵之后，表叔直接教我妹妹她们几个小孩乞讨，每天天不亮把她们几个放在固定的人多的几个地方。不打牌的时候他直接去收钱或者送饭，有时候他牌桌上忘了，妹妹她们只得在饥寒交迫或者严寒酷暑中继续不停跪地磕头行乞。
我所做的这一切，曾经是为了弥补对妹妹当年四处流浪乞讨的亏欠，但现在已经成为净化我灵魂的一部分，我将践行终生。
“哥，以后你也要做帮助别人的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