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转型，也就是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马克思给予了无情的批判；而狄更斯看到了不同的侧面：这是最好的年代，这是最坏的年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季节，这是怀疑的季节……这里直通天堂，这里直堕地狱。现在回看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那不正是英国国力最向上最强盛、日不落帝国在全球建成的时代吗？而生活在那个时代里的人却感受到那么多的痛苦、那么多的困惑。

人类从穴居文明进入农耕文明之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提升速度很慢；到公元1500年工业革命之后开始爆炸性地往上走；但也要每一两百年才能观察到一些可见的变化。但现在我们可能是每一年、甚至每几个月都在发生这样的巨变。比如从BP机的出现，到满大街每个人都挂一个BP机，到BP机彻底从这个世界上绝迹，这样的命运也降临在像光盘、胶卷这样的事物上，就那么短短的几年。这日新月异的变化有可爱的一面，但也有可怕的一面，原来用几代人的生命来承担、感受、消化的痛苦，我们这一代人要用短短的几年来完成。

传统、熟悉的社会生态在变异

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他的奠基之作《国富论》中写到一家工厂，20来个工人，分成十几道工序，每天可以生产48000根针；如果不分工协作，而是自己把一根针从头到尾做到完，即使是熟练工人，一天绝不会超出20根针的产量。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几百倍甚至是数千倍效能的提升呢？原因就在于分工协作。凯恩斯讲过一句话，说经济学的道理千条万条，而颠扑不破的真理只有一条，那就是分工产生效能。

人类社会是怎么走到今天的？驱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底层动力，可以称之为交换、分工，也可以称之为协作。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之一是交换。有一个试验，把一只猩猩和一个婴儿放在一起比较，在两岁之前他们智力的差异有限，最大的差异是交换。婴儿在很小的时候，如果他有两个苹果的话，他就会用其中的一个去换你手里的那只香蕉。而猩猩不会。

这个实例可能就是明天社会的一个特征，互联网会让自由人可以实现自由联合。所以，那些现在还试图靠组织给你的余生遮阴蔽日的人，你们必须知道，组织本身正在瓦解，传统组织的机能正在通过一单一单的外包型的生意契约，开始向外面转化。

新时代必然诞生新物种

　　曾经草根的马云成第一富豪了，教育部鼓励大学生休学创业了，GDP增速降低了，梦想、激情、勇气、风险激荡着年轻人的脉搏。如何适应大转型？小人物如何创业？在就业和创业之外，受网民热捧的自媒体“罗辑思维”指出了第三种道路

大学毕业怎么选择？我是去创业还是去就业？一方面学校给我们开招聘会，一方面学校给我们办创业大赛。就业是加入组织，创业是自建组织，而现在互联网给我们提供了第三条路径—不要任何组织，以个人的方式面对整个世界。就是不要去当硬盘，因为它被装在了主机里，不自由，而要当U盘—“自带信息，不装系统，随时插拔，自由协作”。这是新物种的未来。

还有巨大的不确定性。经济学家周其仁先生有一个定义，所谓的不确定性就是不能根据以往的经验来判断未来某件事情发生的概率。比如老人的经验、前人的预言、权威的话语、大师的教诲，其含金量都衰减了。原因很简单，农耕时代、工业时代我们必须尊重这些人—权威者、教授、专家、老人，因为他们的经验可以给我们的未来勾画确定性，可以判定未来某件事情发生的概率，但在互联网时代我们面对的是黑洞一样的前方，老人们的智慧经验没多少用武之地。就像侏罗纪快要结束的时候，曾经如此强大的恐龙拖着沉重的肉身、笨重的思想，它们穿越不出这个地质季节，而跳蚤、蟑螂却存活下来。这可能预示着小人物的时代开始了。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小人物都有明天，娇艳的水仙固然没戏了，但不是每个山谷里寂寞的野百合都会盛开。

第二，组织形态也在变化。有一个神奇的中国式新事物叫字幕组。当一部美国电视剧播完之后，有一支神秘的队伍，在没有任何报酬的情况下把高清片源运回国内，从某个神秘的地方拿到英文原版字幕，然后四十分钟的电视剧分配给全国几十名网友，通过互联网进行协作，每个人翻译一分钟，变态网页游戏私服，然后有一个总主持人最后把大家的劳动成果压制成一部高清片源，我见过的最神奇的速度，是三个小时高清字幕版上线。这是上海电影译制片厂要招好多正式编制的翻译，用至少半年的时间才能完成的事情。

传统经济生产活动、社会协作和交换的规范、法则被颠覆了，传统管理学的书没多少价值了，因为那整套的知识体系开始发生崩塌。

而当今这个转型时代比一百多年前工业时代转型还要快，不确定性更大，生活在其中的人难免有更多的不安、困惑甚至痛苦。

转型时代有更多的怕与爱

但当今这个互联网时代的组织、分工、协作、交换都发生了很大变异。第一，人的分工就正在模糊化，一个典型的网民，早上在睡眼未睁的时候，在床头柜上抄过手机发微博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是社会评论家；当他到办公室里打开邮件去处理的时候，每天处理几十封乃至上千封邮件的时候，在每一个邮件里他扮演的角色都不一样，有的时候他是主导者，有的时候他是打酱油的。趁老板不在的时候，他可能赶快打开淘宝去下几个单子……一个人的身份随着他参与的每一件事的不同而变化，每一个人的身份已经不再确定。而且大多是在没有组织的前提下发生的变化。

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你如果想开 一家公司，你可以没有人力资源部门，因为可以外包；你可以没有财务部门，因为可以外包；你可以不买办公桌椅，因为可以租用外包；你可以不养跑腿的，因为有快递；你甚至可以没有办公桌，因为可以外包。

互联网时代和传统工业时代组织的方式有太多的不同，比如说传统的工业方式需要资本，今天干事有时竟然不需要资本—中关村有一个女孩说我有一个开咖啡馆的梦想，没钱怎么办？于是应者云集，几百个人说我出五千元他出三千元，于是开了一个叫“很多人”的咖啡馆。然后每一个人都带着自己的朋友去，以至于这个咖啡馆的生意非常红火，甚至不需要服务员，因为两百多个股东，每个人都争当一日服务生，想轮到机会可能得大半年之后。看到这样的故事，所有的风投PE、VC哭的心都有了，因为资本有可能在未来不再起作用。

每个时代人的“怕”通常可以归结为两个原因，一是社会不公平；二是自己不够努力。而我们所生存的这个时代还叠加了第三个原因，那就是社会的大转型。所有处于时代的大转型时期的人，都会有我们今天这一代人感受到的怕和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