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终有一个问题萦绕于学生们的心中：获得了推荐免试研究生资格后，究竟应该“保内”还是“保外”呢？是留在本科母校，伴随着熟悉的院系、跟随着熟悉的老师，在本科扎实的基础上“一脉相承”式地继续钻研深入？还是选择前往另一所学府，在全新的学术氛围和环境中，从不一样的视角迸发出学术活力？
上述实证数据表明，作为我国的拔尖创新人才群体，大部分院士经历了跨院校的学习，具备从多个院校获得的广阔学术视野和研究经验。院士回忆录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学术流动与学术成就间的关联。
目前，我国高校推免现状不容乐观。不少高校出于生源、招生成本等方面的考虑，往往倾向于招收本校推免生。加之近年来高校科研任务越来越重，“双一流”评估压力增大，高校对于“研究生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增长。本校学生自大四起便可作为研究助手参与工作，本校推免生“好用”“好上手”，致使不少高校的“保内”风气愈演愈烈。
选择，对人一生的发展至关重要。如果一个学生有抱负在未来成长为顶尖创新人才，那么从长期发展来看，在“保研”的关键节点，究竟应该作出何种选择？
香港大学学者霍顿2013年针对学术流动与学术生产力之间的研究，发现个体学术生涯早期的流动经历与其终生的学术行为、学术产出密切相关，缺乏流动会带来学术生产力低下。同时他还发现，只“流动”一次与不“流动”者之间学术生产力的区别并不明显，教育政策应当关注于“缩短”学术“近亲繁殖”的时间与其他可能。
也有不少院士认为，成就自己的关键在于就读于不同学校期间跟随过多位不同的优秀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梁敬魁在回忆录中说，“在我不同的求学和工作初期，知识渊博、诲人不倦的老师给我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为我以后在学科交叉领域从事研究工作，顺利完成科学研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洪钟也认为，他在学习和科学研究道路上先后在太原工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化工冶金研究所、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期间遇到杨贵林、郭慕孙和格雷斯（J.R.Grace）3位优秀科学家导师，使得自己的研究视野始终处于科学前沿。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忠范在吉林工学院、日本横滨国立大学、日本东京大学学习，先后取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并在东京大学分子科学研究所做博士后。博士生导师藤岛昭先生使其受益匪浅，成了他研究的转折点；博士后流动站的导师井口洋夫先生又一次刷新了他对科学的理解。
笔者把本科、硕士、博士三个教育阶段，院士在不同高校学习的经历称为具备学缘异质性。用更通俗的语言来理解，就是不同教育阶段在不同学校就读，院士在学术成长道路上不是从一而终。
作为拔尖创新人才群体的代表——院士的成长经历无疑有很强的代表性。笔者对全部院士——共2495人（指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以及在中国接受了本科教育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笔者注）进行了梳理，去除被重复计算的院士、本科毕业于1949年之前的院士、没有研究生学历的院士，获得有效样本1068人。笔者对1068名院士的成长历程进行分析，试图探究拔尖创新人才的教育成长路径。
另一项研究以我国229名青年长江学者为研究对象，也发现多数学者在本、硕、博教育阶段学术流动频繁，教育阶段就读于3所院校的学者进入学术职业发展期开展独立科研的时间最短；不同校际间的流动、留学经历通过多样性的教育模式、学习氛围，利于学者在成长阶段汲取新的思维方式、知识结构。
八成院士经历过跨院校的学习
截至2014年年底,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约为8114万人,仍保持世界科技人力资源第一大国的地位，但与总量第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顶尖科技人才严重不足，直接导致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相对较弱,很难在世界范围内真正展开竞争与合作。回应“钱学森之问”显得尤为迫切，并呈现出时代新的意义。笔者对院士学缘的深入研究，期待找到拔尖创新人才成长规律的一个关键方面，期待能给高校教师、管理者以新的启发。
每年9月是一年一度的“保研季”，与“保研”紧密相关的夏令营，则提早在7月的暑期刚刚到来之际，就已经在全国高校遍地开花。为此，许多大三学生早早地做起了准备，从拟定研究方向到准备材料，从了解导师情况到网络上与未来可能的导师“套磁”，有的学生从当年3月甚至更早就已经开始筹谋。
很多高校“保内”风气盛行
除院士履历相关数据，多名院士对早年求学生涯的回忆也印证了不同阶段不同学校的求学经历与创新间的密切关系。中国科学院院士翟中和晚年回忆自己在苏联的求学生涯，当时苏联遗传学分为对立两派，他所求学的教研室主任和他的导师分属于不同派别，超变态网页游戏，他分别从两派中汲取了养分。翟院士坦言，“这对我后来的学习非常有帮助，我很支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中国工程院院士傅依备先后在四川化工学院、列宁格勒大学化学系和列宁格勒苏维埃工学院核化工专业（核燃料处理工艺专业）学习，1960年5月获得副博士学位，最后才转往其有所成就的研究领域。
笔者认为，“本研一体”的培养模式缩短了学制，让学生更早地接触科研，也避免了本科最后一年的“空窗期”，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人才培养效率。但“本研一体”却限制了学生的校际流动，使他们在学术生涯的早期在同一院校接受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笔者认为，对拔尖创新人才成长而言，“本研一体”模式对学生和高校或是尚未知觉的危险。
“本研一体”模式对学生和高校或是尚未知觉的危险
从高校流出构成（本校学生去往其他高校的结构比例）来看，各校公开发布的就业质量报告显示，上海一所高校2018届本科、硕士毕业生中，1961人选择国内升学，其中，1743人选择了本校升学，比例高达88.88%；华东一所高校2018届毕业生中，2162名本科生被录取为国内大学或研究机构的研究生，其中留在本校的有1757人，比例高达81.27%；中部一所高校2018届本科毕业生中，832人选择国内升学，其中557人选择了本校，占66.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