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应当就垃圾焚烧厂的选址做出系统性的技术规定并有效指导各地所做的相关选址。如果某个垃圾焚烧厂的选址不符合国家所规定的各项参数而引发严重群体事件，相关责任人就应当受到追究。

　　如果垃圾焚烧厂的选址完全符合国家的规定，依然遭到一些人的抵制，那样的抵制就应被视为无效。为防止出现针对合规垃圾焚烧厂的群体抵制事件，国家标准的审议过程应当确保科学，也应当有公众的参与，以期达成一个有高度共识、社会广泛支持的标准体系。

　　什么样的情况下应当给垃圾焚烧厂附近的居民经济补偿，什么样的情况下不应当给，也需形成全国性的标准或者指导性意见，并为公众所知悉。现在的情况是，一个地方如果出现邻避效应的群体反对，舆论往往对反对者给予同情和支持。当这个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认真有效的讨论并形成具有权威性的解决方案后，情况就会反转，没有依据的反对就不再会得到舆论的响应。

　　垃圾处理是所有社会成员必须积极参与的事务，政府只能起到组织和中介的作用，它无法变戏法式地消除垃圾围城现象。垃圾由所有人生成，每个人对处理它都有责任，垃圾分类势在必行，此外付出更高的垃圾处理费，用以加快垃圾处理的技术升级，补偿受到环境影响的那部分人，看来也是必要的。

　　要坚决反对将垃圾处理过程中产生纠纷的情况搞政治化引申。境内外都有一些人对出现这类纠纷很兴奋，将它们赋予政治意义，那些人盼中国“出事”盼疯了，看到什么都想夸大、鼓噪一番，但他们注定是要失望的。

　　我们相信，邻避效应虽然是个巨大的网页游戏私服推荐，但中国应当最有能力合理地化解它。中国除了有其他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消化机制，我们还有协调各方利益、引导公众正确认识的特殊能力。重要的是要从根本上建立起更加完善的机制，并把这些能力运用好，形成突破邻避效应的全社会合力。

　　解决邻避效应最根本的是将垃圾处理进一步科学化、合理化、法制化，中国政府具有将这一事务处理好的决心和使命感，全社会也有不让这个问题阻碍城市化进程顺利推进的共同愿望。这当中是善意和善意的交互过程，我们没有理由被这个问题绊倒或者缠住。

　　武汉新洲阳逻拟建垃圾焚烧厂引起当地民众激烈反对，，成为邻避效应的最新冲突。这件事再次显示，垃圾处理已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必须认真加以突破的重大问题，它触及群众的利益，高度敏感，解开这个症结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

　　各地政府需要清楚，只要是建垃圾焚烧厂有可能触动周围居民的经济和健康利益，遭到抵制是必然的。这无涉政治，而是中国城市社会中产化导致的一项法则。这当中已无悬念，任何地方政府都不应再在这个问题上心存侥幸。要建垃圾焚烧厂，就一定要把事情摊开来，在它的安全性和补偿措施上做足文章，形成真正的官民共识。

　　随着中国城市居民的普遍中产化，生活水平快速提高，垃圾生成量爆发式增长的趋势已无法逆转，增加处理垃圾的能力刻不容缓。但邻避效应又是世界性的，它有人们经济和健康关切的深刻原因。身边建了垃圾焚烧厂，居民的房产就可能贬值，对健康的潜在危害又是人们普遍相信的一种风险，所以“它有必要，但就是不能建在我这里”，成了人们保护自身利益的一种坚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