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参考文献：

张翠荣.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安全哲学思想[J]. 时代文学, 2008(19):143-145.

②人之安全（包括健康）最贵。安全（包括健康）作为保全生命的基本保障，若从安全科学视角审视上述“人为贵”思想（再如：《白虎通义·三军》：“人者，天之贵物也。”；《说文·人部》：“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论衡·诘术》：“人之在天地之间也，万物之贵者也。”；《列子·天瑞篇》云：“天生万物，唯人为贵。”；邵雍《皇极经世·观物内篇》云：“人者，物之至者也；圣人者，人之至者也。”，等等），均可理解为“人之安全（包括健康）最贵”之意。其实，“人为贵”的观念是最为重要的安全观念，因为唯有确立“人为贵”的观念，才能够指导人们把人的安全（包括健康）作为终极追求与关怀。《论语·乡党》记载：“厩焚。子退朝，日：‘伤人乎?’不问马。”，这表明孔子高度重视人的价值，关怀人的生命安全。而这种情怀，正是以“天地之性人为贵”的观念为指导的。朱熹解释《论语·乡党》此章时说“贵人贱畜，理当如此。”，朱熹所谓的“理”，就是“天地之性人为贵”的“理”。

苏斌. 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安全理念(上)[J]. 江苏安全生产, 2014(10):30-31.

6）规则型安全文化。《孟子·离娄上》中提及“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同样安全管理也应讲“安全规则”，在中国传统安全文化中就多有体现。例如：唐太宗颁发的《唐律·仪制令》中的：“凡行路巷街，贱避贵，少避老，轻避重，去避来”，这12字概括了唐朝的交通安全规范；《唐律疏议》卷26“无故于城内街巷走车马”条规定：“诸于城内街巷及人众中，无故走车马者，笞五十；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一等。杀伤畜产，偿所减价。余条称减斗杀伤一等者，有杀伤畜产，并准此。若有公私要速而走者，不坐；以故杀伤人者，以过失论。其因惊骇，不可禁止，而杀伤人者，减过失二等。”；《宋刑统》中的“不得在街市走马”与“不得在人众中走马”的规定；《弟子规》中的“缓揭帘，勿有声，宽转弯，勿触棱。”；此外，《考工记》与《天工开物》等中的生产安全规定，以及中国古代食品安全管理方面的规定，等等。由此可见，规则型（即制度型）安全文化是中国传统安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算是到了今天，我们也非常重视规则型安全文化。

1）人本型安全文化。人本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思想孕育于西周初年，萌芽于春秋，形成于战国，流传于后世，可谓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可谓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始终围绕着人，人是世间一切事物的根本，天地之间人为先。毋容置疑，无论是传统安全文化，还是现代安全文化，其实质均是“以人为本”理念。在此，作者分3方面解读传统安全文化中的“以人为本”理念：

②“孝”：在“仁”学思想体系中，“孝”与“悌”是“仁”的基础，是“仁”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支柱之一。经考究，在中国古代经典文献中，把“保障生命安全和身体免受伤害”视为“行孝尽孝”的开始，也是最大的孝。例如：《弟子规》：“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孝经·开宗明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等等。基于上述古语，人们就会真正明白“安全为了谁？”这一问题，即为了自己和亲人。由此可见，安全应从“行孝尽孝”开始做起，这是典型的人的“爱与被爱的需要”的情感性安全需要的体现。换言之，培育情感安全文化也应从培养人们的这种安全型“行孝尽孝”观念和意识做起。

颜烨. 安全社会学[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

8）细节型安全文化。众所周知，安全也受“蝴蝶效应”的影响，日常工作中的一个安全帽，一根保险绳，一个习惯性动作……，这些小的行为、状态，终将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换言之，究其事故原因，往往是忽视了细小环节的管理，就像那只偶尔舞动几下翅膀的蝴蝶，即事故常出自小的“细节”之间。因此，保障安全应从“细节”着手，从而谨防“蝴蝶效应”的发生。在古代文献，多有细节型文化（包括安全文化）的显现，例如：《说苑·说丛》：“患生于所忽，祸起于细微。”；晋代葛洪《抱朴子·嘉遁》：“尘羽之积，沈舟折轴。”；《老子》：“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与“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礼记·经解》：“《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以千里。’”；《庸易通义》：“至道问学之有知无行，分温故为存心，知新为致知，而敦厚为存心，崇礼为致知，此皆百密一疏。”；《韩非子·喻老》：“千丈之堤，溃于蚁穴，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清代方苞的《原过》：“苟以细过自恕而轻蹈之,则不至於大恶不止。”，等等。从安全科学视角窥视上述古语，显而易见，中国古人非常重视细节型安全文化建设。

文/王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