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节，北京街头，“的哥”李师傅看着导航仪上的一路绿色，对着乘客感叹，“街上比前几年冷清了些，这回京的人，都到哪去了？”

　　春节之后，各地人才政策密集出台。不仅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也相继调整落户政策，不仅降低购房、社保的门槛，还提供购房补贴、创业贷款支持等优惠政策。与之对应的是，2018年京沪常住人口再次负增长。

　　根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定义，“小镇青年”是指生活在我国地级市、县城及建制镇的18岁至35岁青年。为了更好的发展平台，以往许多小镇青年背井离乡成为“北上漂”。

　　但创业者毕竟是少数，就业仍是大部分返回小镇青年的首选。

　　一年前从北京回到贵阳创业后，刘明明显感受到房租负担轻了不少。在北京，五六十平方米的公寓月租金需要6000元，而在贵阳，1500元就可以租下90平方米的2居室，和朋友分摊下来自己每月只花不到800元。“贵阳买房会更现实，在北京基本没有可能性。”

　　未来京沪人口是否会进一步下降？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张耀军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表示，这要取决于京沪与其他城市的吸引力比较和城市调控力度。就目前和短期来看，京沪的吸引力远大于其他城市，人口吸引力依然强劲。“不过从长远来看，二三四线城市的人口吸引力会不断增强，与京沪的人口吸引力差距会减小，更多的人口将会流向二三四线城市。”

　　深圳虽然工资比老家高，可扣除每月的房租、交通、聚餐等费用，一年下来他都攒不下5万元。去年，李可如花60万元在老家县城买了房，要还贷款，“如果还在外面付高额房租，感觉挺不值当”。一旦在老家找好工作，他就准备返乡。

　　据央视报道，有业内人士指出，进入2018年，二线城市在吸引人才方面非常给力，特别是西安、南京、合肥等城市政策力度空前。另外，四线的县级市以及县城，比如浙江绍兴上虞、江苏昆山等县级城市也出台了人才政策。2019年，各级别城市基本全面开花，人才标准继续下移，在一些地方很大程度已经开始变成了劳动力之争。

　　中国新闻周刊发布的《北漂爱情大数据》显示，生活成本高、远离父母、交通拥堵、交际圈子窄等都成为北漂族生活压力的来源。60%的北漂族想过离开北京。数据还显示，67.33%的北漂族认为北京房价高、房租贵；64.36%的人认为交通太拥堵；26.73%的人认为消费水平高；还有23.76%的人觉得北京竞争激烈……

　　在大城市压力和家乡政策吸引下，一些在超大城市工作的小镇青年正准备重返“小镇”。这也意味着，一场青年人口的反向流动，正在逐渐凸显。

　　从北京回到河南南阳一年半后，陈思楠还在和家乡磨合。便宜的住房、更多空余时间、和亲友相处、便利的商超，都是她眼中的“小镇”优势。不过，和刘明一样，她发现小城文化氛围很淡。在北京时常去故宫和国家博物馆的文艺女孩，现在周末主要看视频度日。

　　极光大数据发布的《2018年中国城市通勤研究报告》显示，越是大城市，通勤时间越长。在统计的全国主要10个城市中，北京的通勤路程最长，达到13.2公里；上海通勤路程排名第二，达12.4公里。

　　张耀军认为，不仅在经济上，二三四线城市未来在教育和医疗上的差距也会不断缩小。“各地政府已经认识到了教育和医疗等差距，只是发展不太明显。相信以后，短板一定会补上。”张耀军说。

　　回到“小镇”的青年过得怎么样呢？据记者采访发现，回到“小镇”的人群，既享受来自小城的安逸和舒适，同时部分人不得不承受与一线城市比文化氛围弱、娱乐种类少等落差，重返“小镇”需要一段时间磨合适应。

　　回到“小镇”后，刘明也有不开心的时候。和在北京比，人会更现实。“在北京30岁不结婚、一事无成，不会有人说你。在家乡，同龄人都结婚买房，你就会显得格格不入。”

　　北京“十三五”规划中期评估显示，北京市2017年常住人口规模为2170.7万人，比2016年减少2.2万人，自1997年以来，首次实现常住人口负增长。中商情报网的一份数据报告也显示，北京和上海常住人口均超2000万，但2017年却首次同时出现负增长，分别减少2.2万人和1.37万人。两年下来，京沪常住人口下降超过23万人。

　　反观上海周边的杭州、苏州、南京、宁波、湖州、芜湖等城市，2018年常住人口处于正增长状态。

　　在深圳工作近4年的李可如，今年春节产生了回到老家湖北黄冈的念头。在深圳，他开拓了眼界，超变态网页游戏，但身心也日益疲惫，“城市节奏太快，整天忙碌，吃不完的快餐，挤不完的地铁”。

　　青年回“小镇”关键要解决就业问题

　　京沪漂“逃”到哪去了

　　此外，他还感受到小地方的人思想的固化，审批流程更慢。娱乐活动、文化氛围也都有相当差距。在北京，刘明可以滑雪、去大学听讲座、参加图书沙龙，而在贵阳，这些机会都很少。

　　小镇青年与“小镇”的碰撞

　　同时，二三四线城市的人才引进政策对一线城市的“漂一族”，不无吸引力。

　　而另一些回到小镇的青年，选择改造环境，自己创业，把大城市的理念带回家乡。

　　但如今，一面是大城市日益增加的压力，“北上漂”不再高大上；另一面，“小镇”却有着越来越优厚的人才政策与就业环境，如今的“漂一族”，出现了动摇。回到三四线城市就业生活的青年越来越多，“小镇青年”进入人们关注的视野。

　　“逃离”北上广一直是舆论场上的热门话题。据近期一些城市公布的2018年常住人口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常住人口持续负增长。2018年年末，北京全市常住人口2154.2万人，比上一年减少16.5万；上海常住人口为2415.27万人，比上年减少3万以上。

　　在北京工作的90后王杰也产生了重返“小镇”的想法。来自河南周口的他每天有两个小时奔波在上班路上，五环外12平方米的单间，月租金近3000元，“生活质量实在是太差了”。

　　在广州打拼多年后，为了陪伴父母，黄清华回到了家乡湖北秭归。然而，很快他就感受到了城市的落差，回去后的第一份工作，薪水都不够自己花销。和家人商量后，黄清华选择了创业——种橙子。他克服了资金不足、山区交通不便等一个个困难，事业终于有了起色。2014年，他还紧跟潮流发展起了电商。如今，黄清华已是晴晴果园生态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带领村民创造着每户几万元的年收益。

　　乘客王某回答说：“可能是还没回来，也可能是不想回来，我有好几个同事都选择回到家乡寻找工作了……”  

　　重返“小镇”？60%的北漂族想过离开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