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第五战区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率部东渡汉水，强攻日军后方。激战数天后，5月16日，张自忠在宜城长山山坡下，身中数弹，壮烈殉国，成为中国军队在抗战中牺牲的最高将领。
上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防的需要，中央决定实施三线建设，在西部省区的三线后方地区，开展大规模的工业、交通、国防基础设施建设。
据《宜昌市志》记载，1940年6月，宜昌沦陷区人口仅剩21400人。抗战胜利后，城区人口仅存2000余人。此后，撤离大后方人员陆续迁回，到了1947年，城区人口为78000多人。
一组数据见证了三峡工程带给宜昌的“华丽变身”：从三峡工程开工建设到近几年，宜昌城区面积由30平方公里增长至160多平方公里，GDP由103亿元跃升至3857亿元，城市人口增加到410多万人。宜昌从中等城市发展为大城市。
1970年12月，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在宜昌动工，历时18年工程建设完成。在宜昌的城市变迁史上，这个工程，被视作是宜昌的第一次振兴。
化工产业给宜昌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造成了当地的环境污染。一些地方的污水排放，也给长江的生态环境带来严重隐患。
亲历宜昌大撤退的教育家晏阳初评价说：“这是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在中外战争史上，这样的撤退只此一例。”
俯瞰宜昌。周运逸 摄（宜昌市档案馆馆藏图片）
在卢作孚的统一指挥下，这场转移3万多人和10万吨物资的大撤退，仅用40天时间就胜利完成。
然而在过去，宜昌经济的快速发展，也让长江经历了不可承受的“环境之痛”。
6月11日，在三峡大坝景区参观的游客。记者完颜文豪 摄
张自忠将军的遗体从战场上被抢运回来，灵柩停在宜昌东山公园的东山草堂。公祭活动后，灵柩经过城区到达江边再送往重庆，沿途送灵群众多达十万人，日机在空中盘旋，“送殡者缀队以行，庄严沉毅，整肃无比，视敌机盘旋蔑如也。”
1903年春节期间，英国人威尔逊拍摄的宜昌江边雪景。（宜昌市档案馆馆藏图片）
清末宜昌江边城区照片。（宜昌市档案馆馆藏图片）
著名剧作家吴祖光一家人，也在从宜昌撤退入川的船上，妹妹吴徕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当时的情景：在上船的码头上，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幅让人紧绷心弦的“逃难”场景，人山人海，扶老携幼，万头攒动，一望无边。前面的大驳船上，挤满着人群黑压压一大片，站在船边的更是不敢动弹，稍一不慎就会跌落在江水之中，蒙蒙秋雨无情落下，人多，伞难以撑开，不少人只好听凭雨淋……
宜昌市区面积和城区面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4平方公里、2平方公里，扩展到1988年的330平方公里、28平方公里。这期间，大量工程建设者及其家属迁入宜昌，城市人口从1949年的7万多人，增加到1988年的42.95万人。
拥挤的脚步拾级而上，到达景区最高点坛子岭。伴随着一阵阵快门声，这座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成为众多年轻女孩自拍的背景，也进入外国游客相机的镜头。
在李敏昌看来，新中国成立是宜昌走向新生的开端，三线建设让宜昌从一个消费性城市逐步向工业城市转化，“因为直到1964年，宜昌的工业还是由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小水泥等作坊式企业组成，三线建设给宜昌带来了精良的技术和设备。”
抗战之前，这座城市已有73种商业、2032家商户，形成南北约5公里、东西约半公里，大小街道260多条的商埠区，成为在湖北仅次于武汉的第二大城市。
因战争而衰落
如何求解“化工围江”的困局、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一度成为这座城市的“新考题”。
在今天的东山草堂旁，一排纪念碑廊上，镌刻着社会各界人士题写的挽词——尽忠报国、为国捐躯、勋烈常昭……
宜昌市东山公园，也是这座城市的烈士陵园，园内的一个小山坡上，郁郁葱葱的绿树围着一座红色亭子，上书“东山草堂”，亭内石碑上写着“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公祭纪念碑”。
2018年的宜昌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要致力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坚持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传统产业升级和新经济培育“双措并举”，让新动能尽快成为主导力量。
其中，西南的云、贵、川和西北的陕、甘、宁、青俗称为“大三线”，湖南、湖北、河南等一二线地区的腹地俗称为“小三线”。地处长江中上游的鄂西城市宜昌，成为湖北“小三线”建设的首选之地。
因葛洲坝和三峡大坝的兴建，宜昌实现了两次振兴，步入大城市之列。如今，它又承担了建成省域副中心城市、长江中上游区域中心城市和世界水电旅游名城的历史使命。
据宜昌市档案局(馆)长袁清介绍，通过宜昌大撤退抢运入川的机器设备和技术人员，很快在西南和西北建立起一系列新的工业区，尤为重要的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军工、炼钢等行业的综合性工业区，构成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为中国抗战保存了重要的有生力量。
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施工场景。（宜昌市档案馆馆藏图片）
清末，外国人的商船驶入宜昌。（宜昌市档案馆馆藏图片）
三峡大坝夜景。马宁 摄（宜昌市档案馆馆藏图片）
进入6月份，三峡大坝景区，到了中午，气温迅速升至30多摄氏度。炙热的空气却并没有打消游人的兴致。
宜昌夜景。周运逸 摄（宜昌市档案馆馆藏图片）
落户宜昌的三线建设单位，涉及电子、机械、化工、化学、航海、航天等行业的军工企业和科研院所等，使宜昌地区成为当时我国重要的战略后方基地。
李敏昌认为，正是由于宜昌地理位置优越和繁荣的商贸，吸引了追逐利益的西方列强，促成了英国人在宜昌开埠，而不是倒过来说西方列强在宜昌开埠促成了宜昌的兴起。
作为宜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见证者，李泉曾在当地担任过化工厂的厂长。据他介绍，由于水资源丰富、长江运输便利，加之化工产品附加值高、衍生品多、产业链长，对GDP的拉动效应相对明显。自上世纪60年代末到90年代，宜昌大力发展化工产业，甚至到本世纪初还在加紧建设化工厂。
时至今日，李泉仍清晰地记得父辈们讲述的那段往事，“卢作孚带着公司一群人，沿着长江上游走，最终确定了三段航行方案。”
宜昌市档案馆珍藏的清末宜昌照片中，一只只贩卖货物的木船，密密麻麻地停靠在江边。史料对宜昌的商贸繁荣也有着直观的记载，江面上“帆樯如林，首尾相接，蔚为壮观”，城外码头“日有千人摇橹，夜有万盏桅灯”。
据三峡大学教授、宜昌地方史研究所所长李敏昌介绍，太平天国以前，湖北省规定只准售卖淮盐，太平军攻占武昌后，淮盐西运路线被切断，川盐开始取代淮盐行销湖北、湖南地区，此后川盐成为出川货物中最大的一宗，“川盐济楚”使得宜昌港的转运贸易变得空前繁荣。
宜昌江边“宜昌大撤退”纪念雕塑上的大撤退铭文。记者完颜文豪 摄
在这场大撤退中，除了民生公司的员工，宜昌倾全城之众，数万码头工人、海员、船工和纤夫，投入其中。硝烟弥漫的宜昌码头，敌机轰鸣声、爆炸声与搬运号子、纤夫呐喊声交织在一起。
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宜昌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之后，西方列强辟租界地，设领事馆，开洋行，建教堂，城区逐渐发展扩大。曾经人迹罕至的一片坟场，变成了繁华的解放路商业区，江面上铁轮取代了木船，数不清的中国棉花、布匹远销海外，一时间形成万商云集之势。
绿色发展的“新考题”
宜昌从一座小城市，迅速发展成一个工业门类齐全的中等城市。葛洲坝水力发电厂推动着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电力产业成为宜昌工业的第一支柱产业，国民生产总值从1970年的0.57亿元增长到1988年的17.1亿元，年均增长20.8%。
近些年，在中央提出的长江经济带战略下，宜昌正在下大力度做好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工作，去年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推进沿江134家化工企业“关、转、搬”，首批依法关停企业25家，并出台化工产业专项整治意见和三年行动方案，规划建设宜都、枝江专业化工园区，沿江“一公里保护红线”正在形成。
此后，一大批工业企业内迁至宜昌。与抗战时的工业西迁不同，这次宜昌不再是中转站，而是目的地。
宜昌烈士陵园（东山公园）内的东山草堂。记者完颜文豪 摄
1940年6月12日，宜昌沦陷，日军在城中焚烧房屋五天五夜，从城市毁灭的程度讲，“破坏之甚，为全国冠”。
19世纪末期，依水而建、因码头而繁荣的宜昌，变态网页游戏排行榜 ，从一“规模并不甚宏廓，商业亦不甚炽盛”的“荒寒之村市”，一跃成为长江航线上最重要的转运商埠和湖北三大商业城市之一。
夜色渐深时，江边人群散去，江面上一艘挂满霓虹灯、满载游客的小游轮，在轰轰前行的货轮中，缓缓驶入港口。
翻开宜昌城市变迁史的卷轴，这座临江而建的城市，因地处长江航运的中转站，曾经历过百年的商贸繁荣。
这位当时的“中国船王”，在1925年以艰难筹措来的少量资金，订造了一艘70吨的内河小轮船，创办民生公司。经过他的悉心经营，这家公司很快发展成为川江轮船航运业的劲旅，与美国等外国轮船公司展开竞争，航线从四川省延伸至长江全线，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民族航运企业。
10月24日，第一艘满载物资和人员的轮船起航，离开宜昌港。此后，一艘艘轮船向上游进发，转移出清华大学与中央工业实验所的机器，钢铁厂矿的大型设备，生产军需物资的工业材料……
宜昌地处长江三峡西陵峡口，“上控巴蜀、下扼荆襄”，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武汉沦陷后，宜昌成为拱卫陪都重庆和大西南的最前哨。
2008年，宜昌港湾。刘保平 摄（宜昌市档案馆馆藏图片）
两座大坝，两次振兴
过去很多年，电力、化工、食品医药成为当地的三大支柱产业，占到工业总产值的一多半。“以前流行三个‘三分之一’的说法，湖北全省化工产值三分之一在宜昌，宜昌化工产值占到全市工业产值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化工企业在沿江。”李泉说。
宜昌烈士陵园（东山公园）内的东山草堂。记者完颜文豪 摄
当时间倒退回19世纪中叶，作为川鄂间重要的水运枢纽以及长江中上游航运的衔接点，宜昌有着“过载码头”之称。川米、滇铜、黔铅、棉花、药材等大宗货物，都要经由宜昌转运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