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富国是遵义土生土长的排雷英雄，一句“让我来”，他救下了战友，自己倒在了血泊中，从此失去了双眼和双手。家门口是红军走过的路，听红军故事长大的他，从小立志要做一名军人。长大后如愿以偿，在排雷现场践行着一名军人的责任与担当。“我现在也要走好新时期的长征路，学会好好穿衣、吃饭、生活，这是我的新使命。”杜富国说。
进军长达4个多月，BT网页游戏私服，足迹遍布40多个县份，贵州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区域范围最广、发生重大事件最多的省份之一。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一个个决议的出台，让中国革命重新走上正确道路；强渡乌江、娄山关大捷、四渡赤水，一场场拍案叫绝的经典战役，打出了一片红色新天地。
重崖叠嶂，直刺苍穹。位于遵义和桐梓之间的娄山关，因其地势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1935年1月，为确保主力部队在遵义休整和遵义会议的安全，中央红军第一次夺取娄山关。
3万红军，40万敌军，兵力悬殊。从乌江到金沙江处处皆天险，如果正面交锋，无异于以卵击石。根据敌情变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红军指战员，巧妙地采用运动战战术，迂回穿插，声东击西，成功摆脱了敌人重兵围追堵截的危局。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无论岁月如何变迁，那些根植于血脉中的红色基因时时彰显着生命力，闪烁着厚重的光芒。
“乌江成为长征胜利的重要转折点。”瓮安县红色文化研究会研究员饶太明告诉记者，强渡乌江战役的胜利，让红军实现从消极避战到主动出击，开始扭转被动挨打的局面。
“这是我们的传家宝！”说起父亲留下的两枚银元，65岁的杨淑军格外激动。他的父亲杨子林十五六岁就参加了红军，是红三军团卫生部的一名看护员。长征经过瓮安时，由于负伤，便在这里落了脚，他把红军为他留下的银元作为传家宝留给了子孙。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系统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对错误军事路线的精辟批评，获得与会人员高度认可。会议增选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
7月8日，贵州黎平县高屯村八舟河上，一座公路桥正在举行竣工典礼。不远处，静静伫立着一座老木桥，参与修建木桥的人，是85年前从这里经过的一支部队。
播撒火种，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长征在贵州，红军一路前行，每一转，局势为之一变，每一折，前景为之一新。今天，我们追寻着历史的足迹，重温那段血与火的峥嵘岁月，深刻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从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红色基因已经潜移默化地融入老师和学生的精神血脉中。今年上三年级的马兴蕾告诉记者，她长大以后想做一名老师，把红军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要激发孩子们的兴趣，让他们主动了解红色历史，熟悉红色故事，发扬红色精神。”红军小学校长袁思海介绍，学校充分挖掘娄山关红色文化，运用到课程改革和教学变革中。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毛泽东的一首《忆秦娥·娄山关》，勾勒出一幅气势如虹而又有些许悲壮的战斗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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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辉煌历史，信仰根植于心。贵州的山山水水记载着长征艰苦卓绝的历程，承载着中国革命历史性转折的前因与后果，也播撒下了红色基因的火种。
遵义会议的历史，人们或许并不陌生，而实地寻访，仍然让记者心潮澎湃。从老槐树掩映的侧门进入遵义会议会址，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27平方米的客厅，方寸之间，见证了一个影响中国革命走向的历史性会议。
历经湘江战役，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转兵西进贵州，红军又入围追堵截的险境，一次次化险为夷，完成了生死攸关的战略转移。
历史的硝烟已然散去，走进每一处红军战斗遗址，惊心动魄的画面仿佛历历在目。一场场出奇制胜的战斗，让红军在贵州闯过了生死关头，为长征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
“长征永远在路上。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不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我们都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言犹在耳，常听常新。（本报记者 万秀斌 黄娴 程焕）
1934年最后一天，中央红军抵达瓮安县猴场，战士们迎接新年，各连队洋溢着节日的喜庆。事实上，此时已是危机重重，前有乌江天险拦路，后有多路重兵追击，队伍何去何从，直接关系生死存亡。当晚，中央政治局在猴场附近的宋家湾村紧急会商，讨论是否继续执行黎平会议决议。
“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张小灵说，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本报记者在猴场会议会址采访专家。涂 敏摄（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