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了不少钱之后，刘舟意识到，自己被线上博彩骗了。他开始买线下的足球彩票，对自己充满信心，“我是做软件的，懂数据，会看趋势，肯定不会亏”。问题是，刘舟从来不看足球，不懂球，只认识几个世界闻名的球星，偶尔和同事踢两脚。

刘兴旺吃过很多闷亏。有老板承诺付他7000元月薪，第一个月干完，却翻脸不认，只肯付4500元。他还曾在发薪日被辞退，当月工资被扣到只剩几百元。后来他得知，财务早在一个月前就开始记录他的工作失误：工具用旧了、工作服磨损了、车间内生产原料未摆放整齐、某批次产品工期超了……儿子在职场碰过的难处，刘兴旺都经历过。

30万元，这个数字太大了。

父子俩一个月一次的电话，变成间隔两三天。刘兴旺主动打过去，问工作情况，叮嘱不要熬夜。每次筹到钱，他会给儿子“报喜”，说不要担心、不要瞎想。过去在和父亲的通话中，刘舟很少主动开口，现在他偶尔也会问：“你身体怎么样了？”

一开始赢了，接着是输。输多了，就借钱赌。

两年前，刘兴旺在武汉郊区给刘舟买了房，首付款花光了他所有积蓄，还欠着亲戚3万元。他想，还有谁能借钱？同学、亲戚、同事的名字挨个出现在脑子里，老死不相往来的人的脸也浮现到他眼前。

除了想办法赚钱帮儿子还债，这一次，他不敢再“缺席”儿子的生活。在新闻里见过太多因还不清债务选择自杀的年轻人，他最怕儿子走上这条路。

哭声混入机械车间巨大的噪声，刘兴旺心烦意乱。他没怎么听过孩子哭，忽然想起刘舟小时候生病，他和妻子不知所措，在老家的诊所和医院间辗转，娃儿在怀里哭。那种无措的感觉好像又回来了。

刘兴旺没什么爱好，他偶尔和工友打牌，或是在一周仅能休息半天的时候，到市区转转。这些消遣现在都没有了，他说每一分钱都要用来还债，日子“抠抠索索”。

但他对这个世界依然怀有信赖，就开始给所有能想到的人或部门写信，既是为了求助，“也希望挽回更多陷入深渊的年轻人和家庭”。

大专毕业时，刘舟曾被富士康录取，做技术干部，进去就是6级工人，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觉得学了软件开发，应该在“有空调的写字楼”里，当一个看起来光鲜的白领。

在许多不同的地方打过工，55岁的刘兴旺不知道自己算哪里人，“就像一直在河里游泳，一辈子不能上岸”。因为儿子的事情，他不得不继续游，还能游多久，说不清。

很快，刘舟的手机收到第一笔钱到账的提醒。他回忆，那一刻自己愧疚、气恼，也稍感轻松——欠的不是小数目，但在赌的时候，网页游戏私服推荐，“脑子一热就下注了”。

这已是刘兴旺打工生涯里最好的住处。常年独自生活，他很少在具体的层面感受到亲情，但听到儿子求助，他还是毫不犹豫地作了决定，替儿子还钱。

1000元，是刘舟当时一个月的房租、一个月的饭钱，它同时相当于刘兴旺在轰鸣车间里工作30个小时、生产200个百叶窗或175个空调出风口的报酬。但在网络赌博软件里，它仅仅是四位数里最小的那个，一个轻易就能扔进去的筹码。

共享经济大热的2017年，他在一家共享单车公司工作，等大家写好软件、投产车辆，市场已经被几家大公司瓜分，没有后续投资，公司又解散了。刘舟和离职的同事们创业，做“共享家政”，自费推广和运营，见了几十个投资人，没拿到一分钱。

在武汉的共享单车公司写程序时，刘舟听说了一个叫“望京”的地方。当时老板放话：“挣了钱，所有人都搬到北京的望京去！”

在半个多世纪的人生经历中，他见识过知识实实在在改变命运的力量。刘兴旺1983年参加过高考，离大学录取分数线差8分。一同考试的同学考上了，如今在中国科学院当教授，还在他打工被骗时接济过他。刘兴旺被乡镇企业推荐做委培生，获得了大专学历。1994年南下打工时，他一个月能挣1500元“奶粉钱”，后来，他又挣出了老家小城一套60平方米的商品房和儿子读大专10万余元的学费、生活费。

真相很残酷，更残酷的是真相并不完整。努力筹款8个月后，刘兴旺得知，儿子还有一笔10万元、月息25%的欠款没有说出来。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眼中老实、胆小的儿子竟然会找上私人借贷公司，“他从小缺乏父爱，我也不信（他）有胆量到贷款公司借钱”。

直到被催偿的方式吓怕，刘舟终于和他最不愿说实话的人开了口。

在被称为“直播元年”的2016年，他写过直播软件。但他不知道公司的业务涉嫌违法，入职不满一个月，深圳的运营团队就被警方控制，公司解散，没有工资。

刘舟也说，现在才能理解父亲过去的许多叮嘱。“那都是他吃过的亏。”刘舟说，“我体会过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的感觉，但现在他把这些都揽在自己身上。他在外面上班那么辛苦，为了把我养大，他付出了很多。道理以前我也知道，现在么，更切身体会到了。”

有一场比赛开始前，他“预感”德国队会赢，专门请了一天假，到银行用信用卡套出2万元现金，全部投注。他在电视机前守到次日凌晨3点，德国队大胜，他赢了7000元，不仅把赌球输掉的钱全部赢回来，还赚了1000多元。

此时，他的不少亲戚也接到了催收电话。他一面解释，这些电话是骗子打来的，别相信，一面寻找路边小广告的“私人借贷”，“走投无路的时候，会注意每一个能够来钱的地方”。

刘舟放弃富士康时，刘兴旺走进新的车间，直到“像毛巾拧不出水，没料了”，再赶往下一个。

刘兴旺刚开始打工的那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为0.19万亿美元，2018年，这个数字是4万亿美元，是那时的21倍。早在2010年，中国就成为世界上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中国超过1亿制造业工人每年赚回以万亿美元计的外汇。

刘兴旺听完，气得大吼：“之前反复问你有没有事情阴到我（湖北方言，指瞒着我——记者注）。到这个地步了，天大的事情都可以说了。你到底还差别人多少钱？”

眼下，这家人的处境到了最艰难的时刻。刘舟目前供职的企业，已经连续4个月没有发放工资。为了省钱，刘舟不吃早餐，也不再逛街、聚餐。工作之余，他接一些没人愿意接的小项目，虽然报酬只有一两千元，而且“性价比极低”。

刘舟开始赌博的那一年，一无所知的刘兴旺还常常因为儿子感到欣慰。过去20多年，他每个月发工资后，自己只留下几百元生活费，剩下的全都给娘儿俩过日子。儿子上班了，他偶尔给家里一两千元钱就行。那年过年时，他还和刘舟计划未来：“儿子你安心工作，我再奋斗几年，给你在武汉买房子，办个首付，我们一起慢慢还贷款。”

共苦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刘舟为化名）

25年前，他在湖北仙桃一家乡镇企业工作，每月收入100元。妻子下岗了，一家三口租住在一间屋里。刘舟经常生病，几乎每周都要去医院。他甚至信过偏方，借钱买血输给儿子。为了改善一家人的生活，刘兴旺决定去打工。

欠条接连不断落在刘兴旺肩上，他感到疲惫。“我得做好还有下一笔的心理准备。”他说，“遇到这样的事情，一个家庭就毁了啊！”

他记不得被欠了多少薪，也算不清欠别人多少钱。因为无法及时还款，他每天都会接到催收电话，还有一个自称“派出所民警”的微信好友申请。对方表示，如果再不还款，银行会到法院起诉他，“有可能坐牢”。刘舟知道做错了事，惹了麻烦，“但没想到这么快就有警方介入”，立刻慌了神。

“年轻人肯拼，还便宜，工厂老板不会讲情面，眼里只有利益。”时间长了，他习惯了这种充满危机的日子，“你无法左右老板的心，就让自己心态好。该做什么就做，该走人走人。”

刘舟也曾在工厂车间工作过。他读大一时，在苏州一家电子厂实习。每天站在流水线旁，用检测仪器扫描经过眼前的每一块电路板，如果仪器发出“嘀”声，就说明电路板有问题，要拣出来。刘舟左右两边的同事负责检查电路板的其他位置。

接触赌博后的8个月时间，刘舟估算，总共输掉约15万元。这个年轻人从不记账，借来的钱，他随手就申请分24期或36期还，透支未来两三年的全部收入。按照他的计划，自己的收入扣掉生活开销，刚刚够还这些钱。

儿子15岁那年，父亲打工的工厂请来一位“专家”，给员工讲“子女教育”。刘兴旺至今记得，那位专家说，小孩在10岁前跟着母亲长大没问题，但10岁后，一定要有父亲介入。“我们这些打工的，哪个不是生存不下去才出来了？”他苦笑，“说实话，我们这个阶层的人，能有饭吃，能活命，就不错了，讲不了那么多。”

上一顿团年饭，父子俩在餐桌上大吵一架，积压的情绪倾泻而出。两人都气得一天没吃饭，但话说开了，他们都觉得，那是父子之间最能互相理解的时候。

刘兴旺讲述这一切时，一场台风刚刚登陆。作为车间主任，他要组织同事守护好工厂，却突然接到妻子哭着打来的电话，只说和儿子在家吵架后离家出走了，却不说原因。刘兴旺急了，又给儿子打电话。

刘舟最初的隐瞒是因为不信任，在他看来，父亲根本不懂他。

银行、网络平台、民间机构、同学朋友，刘舟都借遍了。不过一年时间，他的“信用清单”布满孔洞。

刘兴旺楼上的邻居也患有冠心病，今年元宵节夜里突然离世，刘兴旺听到，楼上哭声持续了整整一夜。但他没有选择，只能吃药硬扛。他守着生病的秘密，怕老板知道了辞掉自己。支撑不住的时候，他托亲戚在公益平台上筹了几千元善款。

“那个地方你去过吗？很繁华吧？”刘舟询问着，“我去过一次北京，参加亲戚婚礼，很快就结束了，连天安门都没看到。”现在他不想那么多了，只想公司稳定，发工资就行。

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收入不稳定的刘舟仅凭一张身份证，就能从各种途径借出超过50万元。他也不能理解，自己和儿子通过诚实劳动，为什么就没法稳稳当当地按劳取酬。

在福建福清一家铝合金工厂，55岁的刘兴旺是车间主任，需要待在一线盯生产。他住在企业提供的宿舍里，屋里有一张床，没有衣柜和餐桌，水壶、碗筷、衣物等就摆在几张塑料椅上。

刘舟至今不知道父亲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已经还上的30万元，相当于刘兴旺不吃不喝打工5年的收入。

互相关心的几句结束，通话就会陷入沉默。刘兴旺引起话题，叮嘱刘舟不要再赌，不要再借钱，多读书才能有稳定的工作。

这一次，他又为儿子扛下了所有债务。他说不出亲情、家庭意味着什么，只觉得“这是父亲必须要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