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长篇小说《子夜》手稿。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化用其他文史典籍。有采用地方志写法的，如孙惠芬的《上塘书》，这部作品用九章的篇幅，分别写到了“上塘的地理”“上塘的政治”“上塘的交通”“上塘的通讯”“上塘的教育”“上塘的贸易”“上塘的文化”“上塘的婚姻”“上塘的历史”，把上塘作为人物，写出了一个村庄的“精神志”。有斟酌取用历法、农书和风俗志写法的，如郭文斌的《农历》和李锐的《太平风物》。《农历》顾名思义是写四时节气，类似于古之《荆楚岁时记》，但所写又并非全是岁时节令、风物故事，而是人的生活和存在方式。《太平风物》则用一种“超文体拼贴”的方法，把“图片和文字，文言和白话，史料和虚构”，都拼贴在一起，以连接“历史的诗意和现实的困境”，表现作者对文明失落的忧患和悲怆。作者虽将其定位为“农具系列小说”，但因有一以贯之的结构和主题，仍可以长篇小说视之。也有依托古书结构的，如贾平凹的长篇近作《老生》将《山海经》的文本结构直接转移到小说中，作为小说的叙事空间。

　　重建本土文化的自信，拯救本土文化的危机，使本土的文化资源，通过创造性转化，成为具有现代性的一种精神文化形式，就成了一种选择的必然。凡此种种，正是上述力量的作用，使这期间的作家普遍萌生了一种本土意识，造就了包括长篇创作在内的文学发展的一种本土化趋势，如作家毕飞宇所说：“九十年代以后，中国作家尤其是那批好的作家，全部回到中国的本土经验上来了。我们现在写的都是地道的中国小说。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大事！”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剧，在经济一体化的同时，也遭遇了随之而来的文化全球化浪潮的侵袭，尤其是以消费主义和感官享乐为中心的西方大众文化，借助现代技科和大众媒体的传播，在市场化商品化的浪潮中，通过批量复制和繁衍再生，逐渐淹没本土文化而成为一种时尚潮流。

　　追求自由表达的写作目标

　　作者：於可训，1947年3月生，湖北黄梅人。武汉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史家与文艺评论家。兼任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中国写作学会会长。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和文艺理论批评研究等。出版《小说的新变》《批评的视界》等。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陈忠实、张炜等作家，在这期间先后推出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较早的一批长篇作品：《白鹿原》《家族》《柏慧》《九月寓言》等。这些作品不约而同地都涉及一些精神性的追求和人格理想、心灵家园的坚守问题，包括对儒家文化的重新估量。这些作品所表达的中心主旨，所追求的精神价值，也因而成了这期间“人文精神”重建的思想资源。张炜在《柏慧》和《九月寓言》等作品中所营造的“葡萄园”意象，所表达的“融入野地”的理念，更成了文学在这期间高扬“人文精神”的文化标志。如同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寻根”之后，“文化”成了作家创作追求的中心词一样，由上述作家在长篇创作中率先张扬的“人文精神”，此后也成了相当长一个时期长篇创作的精神追求。

　　对“人文精神”的追求，是这期间的长篇作家获得本土意识的一次重要的精神蜕变。“人文精神”就其核心理念而言，虽然是发源于西方，在“人文精神”讨论中，也有人主张“人文精神”的重建，要以西方“人文主义”为思想资源。但问题是，“人文主义”在五四时期虽然是反对“封建旧文化”的思想利器，但面对上述九十年代出现的“人文精神”危机，当年在文化批判中所向披靡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这时候却挠不着痒处，显得无能为力。相反，作为西方“人文主义”思想赖以发生的基础——世俗化、欲望化，以及西方现代化在其后的发展中所出现的工具理性和物化趋势，正是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兴起之初“人文精神”失落的主要原因。这就不得不使人对西方现代化的世俗基因及其文化后果，保持适度的警惕。在这种形势下，要医治这种“人文精神”溃败的病症，显然不能像五四时期那样依靠西方思想，而是同时要从“中国传统”中开出辩证施治的药方，因而“回归传统”，重视传统思想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也就成了一种必然的趋势。

　　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自发生之日起，就深受西方影响。西方长篇小说，尤其是十九世纪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模式，在现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虽然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到五六十年代，因为受战争和毛泽东文艺思想影响，在文艺为大众服务的浪潮中，曾有过回归民族民间传统的趋势，“革命历史演义”和“新英雄传奇”创作盛极一时，但自新时期以来，因为对外开放和文学革新的影响，西方模式依旧强势。不同的是，在十九世纪现实主义长篇模式的影响之外，又增加了二十世纪现代主义长篇小说的影响。因为这种影响，新时期长篇小说创作，虽然不像中短篇那样不停顿地追逐西方“新潮”，但却同样未能跳出西方长篇小说的艺术窠臼。

　　回到“原始的‘书’”。韩少功在结束了他的“文学寻根”之后，也顺藤摸瓜地走进了中国文化传统深处。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他不但化用本土资源，创作了两部具有独特文体学价值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和《暗示》，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关于长篇小说的文体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他说：“我一直觉得，文史哲分离肯定不是天经地义的，应该是很晚才出现的。我想可以尝试文史哲全部打通，不仅仅散文、随笔，各种文体皆可为我所用，合而为一。”在《马桥词典》中，他“打通”了文学和语言学（马桥方言）研究，《马桥词典》因而既是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一本关于词语的书”。因为“需要剖示这些词语的生活内含，写着写着就成了小说”。在《暗示》中，他“打通”了文学和哲学研究，因而《暗示》既是一部长篇小说，又是“一本关于具象的书”，在这部“书”中，他要探讨“那些言词未曾抵达的地方，生活到底是否存在，或者说生活会怎样地存在。”之类的哲学问题。因为“需要提取这些具象的意义成分，建构这些具象的解读框架，写着写着就有点像理论了”。

　　20世纪90年代，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化商品化浪潮冲击下发生的“信仰危机、价值失落、道德滑坡”现象，即传统的“人文精神”的溃败，由此引发了重建“人文精神”的讨论。这场重建“人文精神”的讨论，是九十年代文学也是长篇小说创作特有的一种精神文化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