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 导致片面化缺陷。他们有的片面强调人和社会, 忽视自然界;有的片面突出人的本质, 忽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有的片面突出哲学的一面, 忽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面, 忽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由一种高度强调实践的学说到走向革命实践的对立面, 主要由于它先天就具有的三个方面的致命缺陷, 即宗派缺陷、片面化缺陷和封闭化缺陷。

　　认真研究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我们就可以看到, 西方马克思主义起源于罗莎·卢森堡的马克思主义, 与列宁主义本质上同属于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阵营。但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由于对打着列宁主义旗号的斯大林主义不以为然, 看不到斯大林模式的优点, 走向了脱离群众、脱离实践的道路, 最终进入了一条死胡同。与此相反, 走出斯大林模式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虽然开辟了一条通往共产主义的新道路, 但在理论方面, 中国学者却始终没有达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 更不要谈在实践方面达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的高度了。在这一意义上,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 有助于我们重新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发展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第三,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观点出发, 致力于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观点。无论是卢卡奇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强调, 还是柯尔施关于社会结构有机性, 包括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反身性关系的研究, 都把对社会有机体的整体性理解推向一个新高度。

　　第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性在于, 它超越了第二国际晚期的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倾向, 重新恢复了恩格斯一再强调的“理论思维”。考茨基和伯恩施坦虽然被恩格斯指定为自己衣钵的继承人, 但他们两人都很肤浅。这突出表现在, 两人都缺乏德国古典哲学的功底, 都在前康德水平上讨论问题, 而不是在后黑格尔水平上讨论问题。例如, 由于恩格斯曾经讲过, 正如达尔文发现了有机界的进化规律一样, 马克思发现了社会有机体的演化规律, 考茨基和伯恩施坦居然由此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科学”与达尔文的进化论视为同一种实证 (positive) 科学, 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否定性 (negative) 维度。西方马克思主义试图研究马克思理论的德国古典哲学来源, 特别是其黑格尔渊源, 从而超越了第二国际晚期的实证主义。

　　在群众观点方面也是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阐发的实践, 并不是纯理论的实践, 不是与群众无关的、知识分子在象牙塔里的纯批判活动, 而是“粗糙的物质生产”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对于马克思来说, 无产阶级政党和群众的关系, 就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由于把自身游离于各种政治党派之外, 难以影响群众, 更不用谈教育群众了。与此相比, 卢森堡和列宁关于革命领袖、无产阶级政党和广大群众关系的争论, 就像是遥远的回声。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坚持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 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却把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与对工人群众的教育对立起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缺陷同样可以在卢卡奇那里找到根源。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出了一种高调的网页游戏私服发布网主义, 这同卢森堡和列宁一再强调的关于群众自发性与自觉性关系的辩证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卢卡奇相反, 马克思认为阶级意识并不单纯与自觉性联系在一起, 而是与革命实践联系在一起。只有在实践中无产阶级才能实现自我改造。因此, “如果社会主义的著作家们把这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归之于无产阶级, 那么这决不像批判的批判硬要我们相信的那样, 是因为他们把无产者当作神。事实恰好相反”, “问题不在于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暂时提出什么样的目标, 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究竟是什么, 无产阶级由于其身为无产阶级而不得不在历史上有什么作为。它的目标和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在它自己的生活状况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组织中明显地、无可更改地预示出来了。”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的否定方面, 只有在否定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实践中才能获得其阶级意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由于封闭于书斋, 脱离政治实践, 必然背离科学社会主义, 从而走向与马克思相反的方向:第一, 马克思是从哲学批判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 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却是由政治经济学批判走向哲学批判;第二, 马克思的群众观点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体现的是从德国古典哲学的实践理性向实践本身的转化, 西方马克思主义则是从实践向实践理性的转化, 最后由一种革命理论蜕化为学者们的内心追求。

　　列宁和卢森堡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他们的分歧主要是由于列宁立足于落后的俄国, 而卢森堡立足于先进的西欧。例如关于自发性与自觉性的关系, 关于领袖、政党和群众的关系, 关于民主和集中的关系, 等等, 在落后的俄国和先进的西欧, 情况都完全不同, 只能从实际出发, 而不能从理论出发确定战略和策略, 因而列宁和卢森堡得出不同的结论, 是毫不奇怪的。这样的分歧涉及的显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方面, 无论是卢森堡还是列宁, 都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剩余价值理论, 都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因此他们之间的分歧只是战略或策略方面的分歧。这正是列宁高度评价卢森堡的原因所在。至于斯大林模式视野中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属于列宁自称的在第二国际学徒时期的思想即所谓普列汉诺夫主义, 与后来形成的列宁主义并不是一回事,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由此让列宁为斯大林模式的错误负责, 显然是不公正的。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1)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一旦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这种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体系就不再适应实践需要了。斯大林模式的失败, 最重要的教训就是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导致其实践创新失去动力。在中国, 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作为社会批判理论和社会发展理论的统一体的马克思主义, 也应当由以社会批判理论为主转向以社会发展理论为主。遗憾的是, 虽然改革开放新时期是以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开始的, 但这种讨论并未被引向深入, 由此导致了理论与实践的分离, 使理论远远落后于实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西方马克思主义被引入中国, 并产生了巨大影响。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苏联和中国学术界的停滞不同, 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在实践上缺乏突破, 但在理论上一直跟踪西方社会的发展:20世纪2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 试图回答为什么西欧没有爆发类似于十月革命这样的社会主义革命;30年代随着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出版,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特别是“手稿”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4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法西斯主义的根源进行了研究;五六十年代, 西方马克思主义及时对苏共二十大、美国反战运动、“五月风暴”等进行了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介绍进中国以后, 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形成了强烈的刺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几乎是依次复制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性、主体性、辩证法、总体性等观点, 在有些学者那里甚至重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错误如马恩对立论等等, 目前正在重复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康德主义解读范式与黑格尔主义解读范式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