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中原会战的实际情况，却被当时身陷战火、从逃难民众口中了解到汤恩伯军队如何腐败、如何见敌望风而逃、如何侵民扰民实况的一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看在眼里，这位参政员，正是被河南人民誉为“郭青天”的郭仲隗。
郑州的救灾工作，现在虽然大规模地展开，但入手最早，成绩也最好的，仍是国际救济会。
话又说回来，即使在灾荒发生的早期，国民政府也并非毫无作为。白修德1942年10月26日发表在《时代》周刊上的《十万火急大逃亡》记载，在1942年10月播种冬麦的时候，“中国政府正紧急从陕西调运100万石种粮，同样的数量来自安徽”。在政府官员的督促下，灾民在逃荒之前，普遍地把冬麦种上了。这个举措非常关键，如若没有冬麦的种子，即使再好的气候也不可能有1943年春的二麦丰收。
河南前财政厅厅长曹仲植，虽已卸任，仍关心豫灾。为了募集赈灾款，他在四川自贡宴请当地的巨绅富商，一席酒下来，就募集到捐款四十多万元（《前锋报》社评，1943年2月28日《一切施政要配合救灾》）。
流萤明确地谈到郑州救灾运动的蓬勃兴起，是“从4月1号开始”。他不无遗憾地说：“可惜这个救灾运动开展得太晚……”处于社会底层的他，哪里知道这个救灾运动是因何缘故才在4月发动起来的呢？
“狗吃人”“人吃人”的残酷现实，虽然让蒋介石深受震动，但作为最高统治者，他有着超强的自尊，对外国记者深入河南灾区，扬了自己的“家丑”十分恼火。他电令第一战区司令部的蒋鼎文、汤恩伯部迅速浅葬郑州铁路沿线的饿殍，以免有碍观瞻，并认为郑州专员和司令“谄事外人，日与谎报灾情”。由此推断，郑州的王专员和彭司令在接待白修德一行时，向他们透露了一些真实灾情。
计算整个郑县的救济机关，收容的人数有二万一千七百九十二人，而且各厂的人数还在继续增加，可惜这个救灾运动开展得太晚，如果能早几个月成立，不知能多救活几千条人命呢。
1990年代以来，随着白修德的晚年回忆录被译介到大陆，国人对1942年河南大饥荒投入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由于这段历史的资料极度匮乏，也导致了有人对这段历史的种种误解和妄加猜测。在如何评价1944年春日军进犯时，河南民众夺国民党军队的枪支、发生民变一事时，“河南人是汉奸吗”的疑问又浮出水面。1994年2月9日，当年《豫灾剪影》的作者、年已83岁高龄的李蕤（即流萤）在《河南日报》上发表文章《不要歪曲历史，不要侮辱人民》，以亲见亲历的当事人资格，再度为河南人民辩诬。他说：
远在重庆的中国政府在1942年10月决定要免除河南的征税，而当时地方上已经征齐了当年的税粮。 帮助日本人的汉奸有没有呢？当然有。那就是沦陷后的“维持会”，干这勾当的，都是当地的土豪劣绅和地痞流氓。这和河南“许多老百姓”可以说毫无牵连，恰恰相反，大多数的老百姓，正是这些汉奸的受害者…… 熏风吹拂，热田蒸晒，大地上千千万万人渴望着的麦子，正由碧绿而微黄而金黄耀眼了。骨肉分散东西漂泊四方的河南同胞，荒村野店颠沛流离的我河南黎民，终于最近先先后后由鄂北、由陕西省与本省灾情较轻的县，陆续奔回他们的险些儿不能再见的故里，预备收地下的麦儿，种下秋禾的种子…… 外国记者在重庆的工作状况日趋恶化，1943年3月份后，白修德再也没机会报道河南大饥荒。他把目光转向战场，随陈纳德的空军运输部队“飞虎队”，多次飞越喜马拉雅山脉。 自古以来，赈灾就分朝赈、官赈和义赈三部分，拿今天的话说，就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间组织都应依次肩负救灾的责任。在1942年河南大饥荒中，由于中央政府的衰微、地方吏治的腐败，民间义赈的力量便格外突出。 4月17日，日军渡过黄河，在豫中广大地区与中国军队交战。历时38天的战斗中，日军以5万左右兵力打垮了拥有40万兵力的国民党军队，占领豫中三十多个县城。尽管国民党军队确有不少爱国官兵浴血奋战，英勇牺牲，诸如洛阳保卫战等战役也打得异常顽强，但由于河南的军队上层腐败，网页游戏私服推荐，士气低落，更由于失去了河南民众的支持，国民党军队遭到了空前的惨败。汤恩伯部队向豫西撤退时，豫西山地的民众截击他们，缴获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部队官兵，造成部队的重大损失。 流萤，这个敢于揭露国民党专制腐败的记者，在1943年5月5日和6日《前锋报》上连载的《郑州救灾运动的春潮》一文中，也客观地肯定了郑州的政府官员的救灾成绩。他说： 电影《一九四二》中，陈道明扮演的蒋介石，直到看见白修德将河南狗吃人的照片摆在他面前，才承认了河南确实发生了大饥荒。此时白修德的文章已经发到了美国《时代》周刊，蒋介石被迫开始调查和赈灾。影片中没有提及的是，蒋介石开始清算的第一笔帐是新闻怎么没经审查就流传到了美国，帮助白修德发稿的洛阳电报局发报员以“泄露机密”为由被处决。 （《一九四二》剧组供图） 小麦已起浆，大麦将抽穗……如膏的春雨，普降沾足，青葱压地，麦苗茂盛，为十年来所少见。 为什么河南老百姓会攻击驻扎河南的国民党军队？须知，这些军队是抗日军队，是为了保卫中国的领土才驻扎在河南的呀！河南第一战区的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正是按照这样的逻辑去思考的。他的部队在中原会战中遭到河南民众截击后，他便把会战的失败归罪于老百姓，认为河南民众都是汉奸。于是造出舆论，甚至贴出标语，要对河南民众实行大屠杀（见《江河天地外》郭仲隗文）。 直到1980年代，美国记者白修德的《中国的雷声》和晚年回忆录《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先后被译介到中国，这场“抗日战争中最重大的灾难”才开始被一部分中国人知道。 自从你走后并发出了电报，粮食就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到处开办临时伙房。他们真的是在工作并办成了许多事。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多余粮食，发挥了很大作用。整个国家都忙着为灾区募捐，钱正从四面八方向河南涌来。 他们已经办起的，现有四个粥厂，容四千人；一个难童学校，男女生共八百人；另外有两个收容所，有一千零八十人。统计起来，共计五千八百八十人靠着国际友人的帮助得以不死。 人们用镰刀、菜刀剥树皮，把树皮磨成粉和面来吃，爱树军阀吴佩孚当年种下的榆树全被剥光了树皮。 “所幸在天时，以后不久接二连三落了几场透雨，这样种麦是不成问题了。”（1942年11月17日《从这次灾荒里我们所得到的教训》） ——选自白修德关于1942大饥荒的系列报道 1944年9月，当重庆召开国民参议会第三届会议之时，郭仲隗从沦陷了的河南翻山越岭，历尽艰辛来到重庆，在参政会上，他以铁的事实揭露了汤恩伯的罪行。如，汤恩伯利用军权经商走私，在逃跑前让士兵、民夫搬运大量私财；前线激战正酣，他却在鲁山温泉沐浴；仓库落入敌手时，里面还存有面粉100万袋，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郭仲隗的发言引起众多参政员的极大愤懑，由郭仲隗领衔，103人提交了弹劾汤恩伯的《申明军令严惩失机将领案》。 弃婴，是大饥荒中常见的事。许多饥民总是趁着夜色，偷偷地把自己的婴儿扔到城内大街上，希望有好心人收养。婴儿的哭声划破夜空，显得特别凄惨。据杨却俗回忆，许昌县长李峰于1942年9月设立了一所育婴堂，杨却俗的夫人吴云芳是三青团中央团部女青年处的通讯员，作为女性，她对于随处可见的弃婴感到特别痛心，于是向女青年处递交了一份报告，申请收容弃婴。 这样的历史记载，说明1942年7月开始呈现的河南大饥荒，在持续一年后，便开始暂告结束。虽然，灾民们回到家乡后，重建家园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如有人逃荒之前已卖掉田地；有的负债累累，缺乏劳力；如有的患上疾病，有的甚至因胃肠虚弱，吃多了青麦做成的“捻转”而在灾后被撑死……灾民的生活悲剧并没有结束，但作为一场全省范围的大饥荒，随着1943年春夏之交的麦熟已告一段落。 从梅根神父的信中看，白修德离开河南、面见蒋介石不久，正是1943年4月，国民政府对救灾开始行动起来了。 4月13日，《前锋报》社评《救助灾民，迅速归耕》中谈到，还有三四十天就可以吃到大麦和豌豆，以及麦子的长势良好： 1943年3月7日的《前锋报》时论《喜雨雪，念灾民》更是以极大的热情赞美了几场“喜雨快雪”： 从《前锋报》1943年4月13日社评《救助灾民，迅速归耕》、4月18日社评《迅速购运秋粮种子》、4月21日社评《大家一起来解决本年最严重的秋种问题》等文章，可以看到4月以来，河南省政府出台了督促灾民迅速回归故乡，呼吁乡村绅士富户集资贷款，向灾民贷放秋粮种子，还相应制定了一些鼓励灾民灾后重建的政策，如在大饥荒期间贱卖的土地，可以按原价赎回，打击高利贷者等。且不说这些政策措施贯彻执行得如何，至少，政策措施本身是对救灾有益的。 《蒋介石日记》的被披露，让我们得以窥见这位国统区最高统治者在1943年3月底接见白修德、听他叙述河南大饥荒惨状之后的内心震动。 1943年麦熟在5、6月间，灾民们只要熬过了1943年冬天，再坚持数月，就能吃到新麦。这样，饥荒的时间就不是遥遥无期，而是被锁定在麦熟之前。当大饥荒进入“倒计时”，政府和灾民都增强了熬过灾荒的信心。 河南之败，在于军民不合作，中外皆知，不能隐讳。论者甚至谓豫民不顾大局，仇视国民，而欲全诿过于国民，此真谬误之极，到死不悔者矣。古训谓“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中国三千年之历史，从未有既失民心而不灭亡者…… 老天开恩，灾民自救 《“死角”的弦上》说，郑州在1943年4月前，除了国际救济会的4个可以吃半饱的粥厂、一个难童学校以外，救灾工作根本没有开展，只有散发馍票之类零星的布施。 据《前锋报》社评报道，河南省政府“已将救灾列为第一要政，不但有办法，而且有奖惩，不但有奖惩，而且派委员厅长亲自出马督导救灾”。（1943年4月19日《严刑峻法督导救灾》） 《前锋报》中记载了河南各地人民捐款捐物、力谋自救、以富养贫的不少善行义举。如《前锋报》社评《伟大的同情，可感的义举》（1943年3月8日），谈到南阳为了发动普遍的劝募劝借，救灾委员会的委员们，不顾雨雪，亲自挨家挨户地劝告有饭吃的人家为灾民舍馍舍饭；《前锋报》1943年4月7日社评《此时还不行善还待何时》，报道了信阳师范师生发出的“每餐节省一口馍”运动，“全校每日能节约四五十斤馍，半斤馍即可救一人一日不致饿死，信阳一校每日即可救活百人”。 女青年处对吴云芳表示支持，给她拨了4万元法币，让她收容了50名弃婴。 关于1942大饥荒的几个片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