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灾荒与救济，我想提一点，战后联合国成立了善后救济总署，善后救济总署是很有力量的。那时候中国经历了八年抗战，国家经济凋敝，很需要联合国资助。善后救济总署规定凡是在二战中没有被法西斯侵略的国家，要帮助那些受了法西斯侵略的国家，承担救助人民、协助恢复经济的重任。比如衡阳，战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受灾城市，和《一九四二》片子中描述的一样，严重的旱灾肆虐湖南南部，中央报纸说衡阳灾情世界第一。这时，由于战争结束了，又有了善后救济总署这样的机构。衡阳获得的资助也是世界第一。
抗战时，中国的红十字会会长是蒋梦麟。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红十字会在那时候跑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没有起作用？南京大屠杀中，我们看到国际救济总署在，没有中国红十字会，整个战争期间，战场没有中国红十字会的身影。
联合国是罗斯福的伟大构想，为的就是维护战后世界长久的和平。罗斯福最伟大的设想就是“四警察”，什么是四警察？就是将来打败德日法西斯之后，中国在东面看住日本，美国从太平洋看住日本；苏联从西面看住德国，英国可以从东面看住德国。英国还可以自己管着很多殖民地国，美国自己可以看管美洲。这样一个格局，整个世界就被“四警察”管起来。1942年初，全世界各大战场上，盟国都是继续败退。只有中国战场打了一个胜仗——第三次长沙会战。2月7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中国人民武装起来的和没武装的都一样，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对于在装备上占极大优势的敌人进行了差不多五年坚决抗击，所表现出来的顽强是对其他联合国家军队和全体人民的鼓舞。”丘吉尔也是觉得中国人很了不起，丘吉尔特别看不起中国，从来不夸中国的他，这次夸了中国，他说：“我必须指出，中国一旦崩溃，至少会使日军十五个师团，也许有二十个师团腾出手来，他们会大举进驻印度。”
在河南这次灾荒中，国、共、日三方，把老百姓当负担，甚至当成对付敌人的手段看待，人民就倒霉了。这就不是近代战争，近代战争不能这样打。在战争状态下的人道主义救助困境，是近代战争中的大问题。本来，红十字会应该是民间组织，不应由官方组织，可中国的红十字会是国民政府管理。因此，日本人就不承认它的中立性。
因我的家乡在河南，1942年的大饥荒在河南人的记忆中是个巨大的灾难。基本材料是清楚的，在战争状态下又加上天灾，对于中国政府来说，确实也没有什么办法，毕竟当时在打仗，国民政府无力像和平时期那样救助灾民。作为日本人，自然希望给他的对手造成更大的压力，这也是客观形势。国、共、日三方以一种互相拆台的思路处理这场灾难。
小说中对大饥荒中政府不作为的一些批评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忽视了日军坚壁清野对河南灾区的影响。对河南省而言，日军占了北部的安阳，南部的信阳，以及东部开封等地，日军对付灾荒的一个重要办法，就是将灾民往国统区和共产党控制区驱赶，同时严禁灾民向日军后方流动。当时被驱赶而逃荒进入国共控制区的灾民不下三百万人。这是敌我双方的一种战术，给对方制造麻烦，制造压力。在战争状态下，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无力救助灾民。
美国的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曾说：“人类历史上造成大饥荒的往往是有人为的原因，而天灾实际上是第二位的原因。”就是说有天灾，还是有人为因素。比如，我们说的河南大灾就是国、共、日三方打仗，各自都想让对方承担更多压力所致。六年之后的1948年长春围城，也是这个原因使数十万人饿死。从这个角度来说，河南灾荒很大程度上也是印证阿马蒂亚·森的说法。
相比较，中共是有一种向上的力量，上下团结。如1942年的整风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它反映出中共有一种对未来强烈的进取心，而国民党恰恰是缺乏这种进取心。国民党高官感叹：“要论选举，咱们肯定选不过共产党，论打仗，也打不了。”大家都悲观。国民党人对日本的投降越来越坚信无疑，但是对自己未来的前途，大家反而有一种不确定感。
徐蓝：联合国“四警察”
现代的饥荒跟古代的饥荒有很大的不同，现代饥荒的造成决定于国家和政府，它不完全是自然的问题，尤其是旱灾。以前我不太理解，旱灾怎么会死人呢？水灾死人好理解，下了很大的雨来不及反应，水冲过来把人淹死了。旱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读中学的时候，我就不能理解旱灾怎么能死人？旱灾是一个延续半年的过程，人可以跑嘛！事实上，从整个人类历史上看，旱灾死的人远远超过水灾死的人。1942年的旱灾，我们不得不承认国民政府要负很大责任。
我父亲经历了抗战全过程，从他的经历我们就可以看出国民党的无能。我们家是南京人，1937年进攻南京之前的一周，我们全家逃离南京。我母亲一家也是南京人，他们就逃不走。为什么？逃难是要有条件的，不是想逃就逃，你要有钱，你要有准备，政府完全不管。父亲曾说：“1937年的慌乱大家特别理解，政府没有准备，日本人打过来了，我们打不过，只好逃。” 从南京沿长江往安徽逃是不成的，必须过南京到浦口，坐火车到徐州，换陇海线到郑州，再换平汉线到武汉， 到长沙再换马车到了湘西才能安定下来。最后到了贵州，好不容易过了几年安定日子，又遇上1944年的湘贵大撤退。这个时候，我父亲和他周围的民众，确都认为 “这个政府真的太无能了”，看了报上全世界都在反攻，国民党怎么连帮助老百姓撤退这样一点事情都搞不好，逼得我们再次逃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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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事分析来说，1942年确实是一个军事科技和军事理论集大成的年代。从前说起战争就是陆地战、空中战、海洋战，也都有一些战略战术。随着二战的爆发，情况出现了两个变化：第一个制高点的变化，你站的点越高，局势就对你越有利。一战时就有了作战飞机，二战时空军更是大规模用于战争。现代战争胜败的决定因素就是制高点，谁站得最高，谁获胜的机率就越大。第二个趋势就是多兵种联合。战争不再是单一兵种的作战，而是联合作战。比如诺曼底登陆战役，就是典型的陆、海、空协同作战。
这几年我研究国共关系，看了不少国民政府的研究，看了很多国民党高官的日记，觉得很有意思。1942年之后，整个反法西斯战场的形势，正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胜利已经是确定无疑了。但是，国民党高官们的日记里面流露出的情绪却是越来越悲观。他们认为这个党、这个政府越来越成问题。比如，我看《王子壮传》，王子壮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秘书长，监察部的政务次长，相当于常务副部长，他的日记明确写道：“前方吃紧，后方尽吃”。原来我认为“前方吃紧，后方尽吃”这个话是共产党的宣传语言，没想到是国民党自己总结的，他还说“实在对不起民众”。湖南饥荒说到底主要是发生在国民党控制区，跟国民党的救灾不力是有很大的关系。
1942年，从经济角度看，很多大事都处于萌芽状态。当时主要的问题还是战争，虽然英国和美国已经在考虑战后的经济问题，但还是雏形。不得不提的是，那时候德国也在考虑战后的经济格局，而且考虑得很成熟。德国人的想法基本上是不搞经济全球化，各自为战。在此基础上通过资本管制，防止出现货币战争，同时签订很多贸易协议来保证自由贸易在最大程度上能够实现。这样的设计其实很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搞全球的自由贸易，就得向美国低头了。这对英国来说是个很屈辱的事情。最后我们看到，英国人还是妥协了，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上在一战以后，英法等欧洲国家就已经不行了，二战之后就更不用说了，二战之后没有一个欧洲国家能够出口，所以真正起作用的是后来的马歇尔计划，欧洲才有了复兴的可能。一直到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你会看到凡是美国支持的国家都发展起来了。为什么亚洲四小龙起来？那是美国邀请你来玩游戏，你才有机会发展。
雷颐：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汪朝光：国民党确实组织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