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爱将、31集团军军长、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兼任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边区党政军分会主任等职，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在抗战抗灾的紧急机制下，汤恩伯在重灾区拉夫抓丁，不但大建官署，还驱使大批灾民修筑黄河新堤，累死饿死的农民工不计其数。汤恩伯还利用权力囤积走私，大发国难财。河南百姓将他列为造成河南大灾的“四害”之一。各县县长及公务人员在大灾面前也毫无担当精神。1943年春季小麦长势很好，灾民只要能坚持到麦收，就能吃到新粮活下来。但在1943年3月至4月救灾的紧要关头，各县县长却怕冒风险，紧捂公仓，不放一粒余粮给灾民，看着灾民饿死。

从1941年的夏秋两季开始，河南本该是雨水充沛的季节，却连一滴雨都没下。昔日肥沃的土地已经龟裂成块，最后变成沙化的土地，完全不适合耕种。

1942年，大灾来临，河南境内成千上万老百姓的生活陷入饥饿境地。灾民们宰杀了他们平日爱如生命的鸡犬、耕牛，卖出他们的土地，最后割下他们的心头肉——卖了儿女，卖老婆。末了还是被死神衔去。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在1942年的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中写道：“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够换到几斗粮食。”灾民开始吃草根、树皮，而且很快草根也几乎被挖完，树皮几乎被剥光，灾民开始贫血，瘦弱，疾病，然后面部浮肿。在许多地方还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一开始还是只吃死尸，后来杀食活人的事情也屡见不鲜。在洛阳，有个荥阳籍的灾民不忍心家人在饥饿中煎熬，亲手杀死他的一妻二子后投井。

战争——

其实在1942年年底，国民政府已经同意拨给河南2亿元赈灾，但又同时强调军粮征收不能减免。这显然是一个社会管理与军事诉求相冲突的政策。中国自古代起，就强调先免后赈的救灾顺序，赈济的同时不免赋税无异于折腾灾民。2亿元的数字听起来很大，但是当时灾区的粮价飞涨，2亿元即使全买成粮食，只能购得1000万公斤，300万灾民每人只能分3公斤多。国民政府的银行系统在此期间还曝出数起特大发国难财的贪污案，2亿又被各级贪污官员刮走了一层。

汤恩伯顺势将中原会战失败的罪责归于河南老百姓，诬蔑河南民众都是汉奸，贴出标语，准备实行屠杀。1944年9月，亲眼见证了汤恩伯部队临阵逃跑、利用军权走私、侵民扰民行为的豫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以铁的事实揭露了汤恩伯的罪行。更令人悲愤的是，汤恩伯兵败时，仓库存有的100万袋面粉尚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BT页游私服，全部落入日本人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