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巩县到汜水途中翻过的大山“虎牢关”坡下，李蕤邂逅了一个孩子，戴狗头帽，独自走着。“旁边还有逃荒的都劝我爸爸说，你看多好的小孩，还是个男孩，你把他给收了吧。我爸爸就心想，他去采访，怎么能带着一个小孩呢。所以我爸爸说只能是看着无可奈何，但是心里头真是难受。”宋致新回忆道。

　　李蕤原名赵悔深，生于河南荥阳贫苦农民家庭，毕业于河南大学文史系。抗战爆发后，李蕤先后任郑州《大刚报》、洛阳《阵中日报》记者、副刊编辑、主笔等。1941年秋，河南省印书局成立，李蕤到印书局编一个名叫《新儿童》的刊物，聊以糊口度日。

　　这个“一岁多的孤旅”最后是死是活，李蕤不得而知。在随后发回报社的一篇通讯中，李蕤写道：“从前看到一个人的惨死，会半天不能自释，现在却看到成千成百的垂死的面影，这些死者似乎就在我的脸前躺着，使我不敢再一个个念他们的名字。”

　　妻子宋映雪得知此事，心里却很是矛盾。她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1940年，李蕤因参加胡愈之、范长江组织的“国际新闻社”并担任“国新社”洛阳站站长，被国民党劳动营逮捕入狱，后经另一位“国新社”成员曹仲植搭救，才得以出狱。

　　“我说你们拿笔的人，整天东奔西走，碰得头破血流的，能起点啥作用呢？也不过就跟萤火虫一样，发出一点一点的亮光。李蕤说，你说得很对，我们明知道也没有作用，但也还是要飞来飞去。”宋映雪老人回忆说。

　　1942年的重庆，这座中国腹地的山城，已成为中国对日作战的指挥核心。1938年，著名民营报纸《大公报》便已从天津、汉口辗转迁至重庆，时任总编辑是王芸生。1942年12月，重庆《大公报》派遣刚从武汉大学毕业不久、年仅24岁的通讯记者张高峰，到河南任战地记者。

　　1943年2月1日，重庆《大公报》刊发了张高峰深入河南灾区实地采访，撰写的长达6000字的灾区报道，题为《豫灾实录》。文章大胆披露了河南灾情的惨烈，大声疾呼政府救灾，并揭露了地方政府在灾区逼粮征实的残酷行径。

　　《前锋报》是南阳一家民营小报，创刊于1942年元旦。宗旨是“仗义执言，为民前锋”。这份被当地人称为“小公报”的报纸，在河南大灾期间，表现出了惊人的胆识。

　　此后李蕤所写十余篇灾区通讯，皆用笔名“流萤”。除了这一次，这笔名再没有用过。

　　宋映雪早年毕业于河南开封女子师范，是一个与丈夫志同道合的知识妇女。经过再三思考，她决定支持丈夫的灾区之行。

　　深受父亲的影响，赵致真毕生从事媒体工作，并始终关注河南大灾的历史研究工作。他是白修德河南灾区通讯国内最早的译者，多年前就通过参阅电子文件，把白修德发表于1942年10月26日《时代》周刊的《十万火急大逃亡》和后来的《等待收成》译介到了中国。

　　1942年12月，李蕤去西安出差，亲眼目睹了大批灾民从河南往西逃荒的凄惨景象。在西安停留期间，他写了一篇灾区通讯，题为《无尽长的死亡线》。国民党政府那时候封锁消息，稿子不知往哪里发。“后来他看到南阳有一家《前锋报》，大灾期间经常发一些关于救灾的社评，他就想把这个稿子寄过去试一试。”宋致新说。

　　2012年春节过后，身在北京的赵致真（李蕤长子），通过远在美国的朋友，购买到1943年3月22日登载白修德《等待收成》一文的英文原版《时代》周刊杂志。

　　张高峰没保住“饥饿的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