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森豪威尔政府对阿联成立的态度，基本可以概括成喜忧参半。喜自然是因为埃叙合并中断了“共产党接管叙利亚”的可能性。而且1957年的叙利亚问题已经让美国感受到纳赛尔的泛阿拉伯主义对苏联“渗透”的抵触。
这位美国记者的问题，反映出很多人把“阿拉伯统一”放在了阿拉伯国家既有主权的对立面。持这种对立看法的人如果站在“维系主权”的立场上，再加上对纳赛尔的反感，就往往把开罗宣扬的统一诉求描述成了“帝国野心”。
除了这三个问题，本文还有个疑问，那就是纳赛尔所代表的泛阿拉伯主义与伊斯兰教的继承关系。纳赛尔的泛阿拉伯主义着实表现出一定的世俗主义色彩。例如在他把12世纪萨拉丁与十字军的战争描述成阿拉伯民族主义反抗欧洲侵略之时，其世俗性就表现在对阿拉伯基督徒的赞扬。因为这些阿拉伯基督徒没有被十字军的宗教旗号所欺骗，而是和他们的穆斯林兄弟并肩战斗。电影《胜利者：萨拉丁》就着重刻画了这种民族高于宗教的认同情感。此外，再加上纳赛尔和穆斯林兄弟会的紧张关系，以及泛阿拉伯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认同之争，就很容易让人把纳赛尔向往的阿拉伯统一放在宗教情结的对立面。
按帕特里克·希尔（Patrcik Seale）和雅库布等人的说法，阿联的成立是开罗的胜利，也是伊拉克和埃及长期逐鹿叙利亚的结果。但这绝不是最终落幕。在阿联成立前夕，现在还没有定论能说明沙特国王图谋策反叙利亚情报官员萨拉杰暗杀纳赛尔的阴谋是不是事实。但纳赛尔和沙特的反目成仇，以及美国人自己公开的文件，都说明沙特国王至少是不愿意看到纳赛尔“吞并”叙利亚的，就像当初不愿意看到哈希姆王朝“吞并”叙利亚一样。对叙利亚“垂涎”近40年的伊拉克，对阿联成立更是极尽敌视。而在伊拉克取代哈希姆王朝的卡塞姆政权也一度表现出对叙利亚的统一诉求。到了1963年，阿联、叙利亚和伊拉克三国联合计划的失败，又进一步加剧了纳赛尔和叙利亚复兴党政权的矛盾，所谓的“阿拉伯冷战”也扩散到“激进国家”之间的纷争。
忧则在于美国政府长期对泛阿拉伯主义的警惕。作为亲西方政权的哈希姆王朝，其对叙利亚等地的泛阿拉伯诉求都一直备受美国政府非议，更别说转向反西方立场的纳赛尔政权。根据埃及学者希莱尔（ ）的看法，美国在40年代对哈希姆王朝的反感就预示了50年代对纳赛尔的敌视。美国官员认为埃叙合并推动了纳赛尔“对阿拉伯世界的主导”，这对西方也是不利的。至少这不利于西欧和日本的能源安全。所以，美国人对阿联成立的这种喜忧参半的态度折射出美苏阿（联）三方的关系不能以“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种思维简单思考，至少许多美国人没有因为“纳记”泛阿拉伯主义能伤敌，就忽略了它也能伤己。例如，1959年纳赛尔因伊拉克问题已与苏联交恶。但副总统尼克松等人还是担心纳赛尔控制伊拉克，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纳赛尔分子以外的“第三势力”。
如果用“亲苏反美”概括纳赛尔与冷战双方的关系，多少有些片面和武断。尤其就埃叙合并的兴亡而言，纳赛尔与苏联的关系就不怎么融洽。但也不能以“非此即彼”或“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样的思维，简单地认为纳赛尔在合并兴亡上就与美国的关系多么亲密。同样，双方也存在很大的矛盾。
电影《胜利者：萨拉丁》。笔者不知道这部电影对于了解12世纪的中世纪史是否有所裨益，但对于了解20世纪阿拉伯世界的当代史，可谓是必看之作。
《人民日报》关于阿联成立的正面报道
而纳赛尔对《纽约时报》记者的态度也是在否认这种“帝国”指控。他在1958年8月就曾对美国外交官否认自己有“主导大帝国”的野心。早在40年代，埃及王国就把哈希姆王朝对叙利亚的企图是做对叙利亚主权的威胁。所以，《阿盟宪章》开篇就强调“尊重彼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 ）。1954年，埃及共和国的报纸还指责伊拉克对约旦和叙利亚的“联合”诉求是“以牺牲兄弟来扩大自己地盘”（ ）。但随后纳赛尔自己也遭到了类似的指责。阿联成立后，纳赛尔也没有表示要消灭阿拉伯世界的既有的主权和边界，更没有让各个阿拉伯国家元首自去尊号，唯他独尊。相反，他也不乏对约旦国王侯赛因、沙特国王这样的政敌敌手做出亲善、尊敬的举止。而且1963年阿联与伊拉克、叙利亚的联合计划失败后，他再没有致力于几个阿拉伯国家联合在一起的统一事业了。纳赛尔对阿拉伯统一的向往似乎只在“文一统而实不一统”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