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唐到宋明，士大夫与君权的关系，一直呈一条下降的通道，只要从君臣之礼就可以看得明白。汉代的丞相见君主，皇上必须起身相迎；唐代的三省长官去见君主，皇上还能赐坐赏茶，坐而论道；宋代的宰相去见君主，只能毕恭毕敬立奏；到了明朝，文武百官包括首辅觐见皇上，就要行三跪九拜之礼了。士大夫在王权面前的尊严，如同秋风横扫之下的落叶，凄然飘落，荡然无存。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宋元之变”。自此之后，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开明格局不再回归，代之以绝对的君主独裁。汉唐两宋的君主专制是君主个人强力意志的偶然现象，在制度上毕竟还是要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内朝之外，还有宰相率领的文武百官，具体打理天下事务。然而，元代之后，一切都改变了。

内阁首辅与司礼太监是皇帝的左右手，但太监是皇帝的身边人，权力之大往往要胜出一筹。张居正作为明朝一代最有作为的内阁首辅，假如没有司礼太监冯保的支持，定将一事无成。这些大太监们通常都是皇帝小时候的玩伴或伴读，比如英宗、神宗都是九岁左右登上王位的，一个不懂人事的小孩子，终日贪玩，于是年龄大一点的太监“大伴当”奉皇后之命名，负责对小皇帝监管，皇帝从小对他们有畏惧感。还有一些大太监，比如武宗时期的刘瑾、熹宗时期的魏忠贤，深得皇上宠幸，君主贪图安逸，不理朝政，就由这些阉人擅权。宦官以皇帝之名控制了明朝的特务组织东厂和锦衣卫，对正直的士大夫和政敌大加整肃，捕杀迫害，形成了晚明宦官当政的乱象。

真正奠定君主独裁制度的，不是短命的元代，而是继之而起的明朝。明朝虽然回到了汉人当皇帝的时代，但是朱元璋及其子孙们却深深地中了游牧民族的大可汉独裁之毒。朱元璋军事北伐成功了，灵魂却被成吉思汗南伐了。这位来自社会底层的平民皇帝，没有读过多少儒家经典，倒是在蒙人的统治下，耳濡目染，学会了许多残暴地对待读书人、折磨士大夫的君王之术。他像成吉思汗和忽必烈一样，将天下的土地与人民都视为自己的私产，想尽一切办法传给自己的子孙。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原文化有天下意识，而无江山意识。天下，本来是天下人之天下也，非一家一姓之皇族所独有；自元明之后，对于君主来说，只有朝廷之小江山，再无“天下人之天下”意识，即使有的话，也蜕变为家天下、皇天下、朱家人之小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