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跨学科研究应当包含两种基本的范式：以文学自身为本位的研究(范式一)和不以文学自身为本位的研究(范式二)。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跨学科研究，经历了从范式二逃出，向范式一挺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把具有强烈范式二色彩的文学社会学、文学政治学研究作为批判对象，对它们怀有深深的戒备心理；另一方面，不同的跨学科研究，如文学心理学、文艺美学、文学符号学、文学语言学等等，都不约而同地把回归文学自身当成了自己的理论诉求。与此相反，1990年代中国的文学研究则经历了范式一的研究思路不断受到挑战并被弱化，范式二再一次凸显的逆向过程。在这一过程中，1980年代在范式一引领下产生的文学心理学、文艺美学、文学语言学，其研究立场、研究方法及理论成就都受到质疑；与此同时，在价值取向上更接近范式二的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后殖民主义文学研究纷纷登场。进入新世纪之后，具有更加典型的范式二特征的文化研究与生态文艺学研究，经过1990年代后期的能量蓄积，已经在文艺学研究的整体格局中脱颖而出，呈现出风生水起，蔚为大观之势。与此同时，上世纪80年代十分热闹的文学心理学、文艺美学、文学语言学研究则越加沉寂。

　　如果说文化研究在确立自己的合法性时，因为有中国理论界熟悉的社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做参照，因而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观念的冲击还不算太大的话，那么在新世纪才登场的“文学生态学”(或称“生态文艺学”)在跨学科方面表现出的“前卫”性则要强烈得多。生态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自然界，而文学则属于人文领域。文学生态学这一学科之所以被提出来，实际上是基于人类在20世纪后期日益紧迫的生态危机感。鲁枢元在写作《生态文艺学》时，还在尽力使自己所设置问题的论域包涵在“文艺学”的范围之内。该著首先扩展了生态的概念，使它包含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三个层次，从而打通了“生态”与“文学”两个概念的联系。在内容上，该著不但论证了文学艺术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的关联，而且运用生态理论，对艺术家、艺术创造、艺术欣赏、艺术批评几个环节进行了分析，同时还涉及文学艺术作品中人与自然的主题、文学艺术与地域文化的关系等问题。这是一个既包含范式一又包含范式二的跨学科研究框架，因为它不仅试图用文学研究回应生态学中提出的问题，而且尝试使用生态学研究中的观点、方法、思维方式，解决文学自身的问题。然而，更多的研究者，似乎觉得这种研究方式太接近文学而远离生态，这与他们越来越浓的生态学兴趣，尤其是试图以自己的研究去促进生态问题解决的冲动之间发生了冲突。因此，后来中国学者的文艺生态学研究，实际上有着生态的成分越来越多，变态网页游戏私服，文学的成分越来越少；自然生态的成分越来越多，精神生态的成分越来越少的趋势。类似的问题，也存在于在当前十分活跃的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文学传播学研究以及各式各样的文学批评当中。

　　质疑的声音并不是没有，但并没有阻挡这些学者从范式一逃向范式二的步伐。到了21世纪初，当文化研究的学者提出文艺学“必须扩大它的研究范围，重新考虑并确定它的研究对象”，将“以前在传统文学观念的限定下被排除在文学界域之外的电视文学、电影文学、图像文化、网络文学与网络文化”纳入文艺学研究和文学理论教学的工作程序，甚至应该对广告、时尚、酒吧、城市广场、购物中心等等进行跨学科研究时，许多学者才意识到，文化研究者的诉求，不仅仅是要求文学研究进入到文化分析、社会历史分析、话语分析、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综合运用层次去研究文学作品，而是试图把整个文化都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也就是说，不仅在方法上是跨学科的，而且在研究对象上也跨出了文学的范围。面对这种主张，文学理论界发起了文学研究疆界的守卫战。在这一过程中，文化研究究竟是内部研究还是外部研究已经不再成为问题，只要它还把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就能够被文学理论所接纳。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的第二次范式转换，就是在这种“矫妄过正”的状态下完成的。

　　在文学的生存环境面临困难的时候，假若连文学理论家、批评家都不再关注文学，以文学命名的学科都在远离文学、淡忘文学的话，还能靠谁去拯救中国当代文学的命运？　(泓  峻)

　　需要指出的是，认为范式一才是文学研究的观点是讲不通的。在涉及文学的价值问题时，文学的交际功能、心理调节功能、意识形态功能、宗教功能、认知功能等等，都无法回避。在许多时候，对某一特定功能的强调还会成为某些文学理论流派建构自己理论体系的支撑点。而要搞清楚这些问题，就不能不借助于范式二方向上的研究成果。因此，在文学理论发展的历史上，范式二方向上的研究不仅大量存在，许多时候还会成为文学研究的主潮。然而，如果文学研究在范式二的方向上，朝前再“跨”一步，不再通过文学，不再以文学为研究对象，就超越了文学跨学科研究的限度。近年来的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后殖民主义文学研究、生态文艺学研究、文学传播学研究等等，在“跨学科”时，遇到的正是这样的问题。

　　就中国当代文学跨学科研究的理论资源而言，如萨伊德对“东方主义”的批判、杰姆逊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分析，威廉姆斯进行的传播类型研究，其研究的对象、研究的目的、研究问题的方法，都不是传统的文学研究所能够涵盖得了的。从传统学科划分的角度讲，这些研究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的色彩更为浓厚。然而，1990年代初，后殖民主义理论在中国引起的震惊，首先发生在文学界，而且是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刚刚经历了“语言论震惊”之后。如果说刚刚过去的“语言论震惊”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回到了文学“自身”，回到了文本的话，对西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关注，则表明中国一部分思想敏锐的年轻学者，决心要从纯文学这个独立王国中逃离，重新使自己的文学研究与政治、文化、民族的命运这些大叙事结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