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奇怪，”埃里森说道，“它还没出版呢。”
啊，每次我吻她
“是英国产的？”
从辛纳屈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并不喜欢台球室中这些人的风格。他靠在墙边的高脚凳上，右手拿着杯酒，一言不发，看着迪罗谢把撞球打得滚来滚去。这里的年轻人都已习惯于看见辛纳屈在这个俱乐部中出现，并没有对他显出特别的恭敬，当然他们也没说什么冒犯的话。他们当中最酷的似乎是一个动作麻利的小伙子，穿着宽松的褐色条纹裤、苏格兰雪兰羊毛衣、黄褐色皮夹克和一双皮靴。这双靴子花掉了60美元。
那天晚上，他们都站在吉利酒吧外，无法进到里面。一些人走了，但大多数仍留在那儿，希望能从那些吧台前酒过三巡的男人们中挤过去，透过人缝看上辛纳屈一眼。他们追求的全部就是一睹辛纳屈的风采。他们透过烟雾，静静地注视着辛纳屈；这样盯上一段时间后，转身挤出酒吧就回家了。
“但我认为杰克· 古尔德在今天《时报》上的观点是对的。”辛纳屈说，“在节目中应该有更多的关于人的内容，而不应把那么多注意力放在音乐上……”
辛纳屈可以在任何地方睡觉，这是他过去常坐乐队巴士长途跋涉巡回演出时练就的本领。他那时也学会了穿礼服时捏住裤子背后的裤缝，反折好上衣，安稳地睡觉而不让衣服起皱。但他现在不再坐巴士了。
辛纳屈由于感冒而有些鼻塞，他斜靠在凳子上，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双靴子。他刚才就注视这双靴子好一会儿了。靴子的主人名叫哈德兰·埃里森，是一位作家，刚刚完成一部名叫《奥斯卡》的电影剧本，此时他正站在人群中看球。
弗兰克·辛纳屈是美国20世纪的最出名的歌手，被誉为美国歌王，也是经典电影《十一罗汉》《谍网迷魂》的主演。在20世纪的美国演艺圈，他是最炙手可热的人物之一，曾多次获得格莱美奖和奥斯卡金像奖，并于1985年获得美国总统自由勋章。
4
这篇人物特稿的独特之处就在于，特立斯并没有采访到弗兰克·辛纳屈。就在特立斯飞抵洛杉矶准备采访之时，辛纳屈改变了主意，不肯接受采访。
“我不想激怒你，但我穿适合我自己的衣服。”埃里森说道。
几分钟后他们又重新开始了。
这就是辛纳屈身上所表现出的西西里人的性格。一旦他接纳别人为朋友，就不会像盎格鲁–撒克逊人那样轻易解除这种关系。如果他们对他忠诚，辛纳屈就会不惜任何代价回报他们——丰厚礼物，私人友情，失落时的鼓励，有所成就时的赞扬。但是，他们要牢记一点：他是辛纳屈，是老板，也是家长。
辛纳屈病了。他很容易患病，以至于人们对他这次得病也没放在心上。但对于辛纳屈来说，生病却足以使他苦恼，沮丧，恐慌，甚至愤怒。辛纳屈确实感冒了。
就会无比思念。
那些和辛纳屈离得很近的人也没去和他握手，他们只是拍拍辛纳屈的肩膀或胳膊，或者只是站在跟前，等待辛纳屈挥手示意或叫出自己的名字（辛纳屈很善于记住别人的名字），然后就会转身离开。
尽管幼年时女儿南希曾对父亲总睡沙发而不照顾她感到不满，但后来她渐渐明白了，沙发是世界上仅剩的几个能给她父亲点隐私的地方。
他们来自纽约、布鲁克林、亚特兰大和霍博肯。他们当中有老演员，年轻演员，前职业拳击手，过气的小号手，也有政治家，还有个拄着拐杖的男孩。
“嘿，”辛纳屈打断了他，“没看见我正和他说话吗？”
埃里森回头，瞪着辛纳屈，不耐烦地说：“我不知道，先生。”说完，他转过头去。
“为了辛纳屈队长。”
辛纳屈及时赶回去和家人一起看了那部等待了许久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录制的纪录片。大约晚上9点钟，他开车到了前妻南希的家，并在那儿和南希及他们的两个女儿共进晚餐。他们的儿子不在本地，最近很少与他见面。
辛纳屈和女儿南希但他离开了那里，正如他会离开其他任何曾令他感到温馨的地方一样。他不会浪费一点儿时间，要在自己短暂的一生中追求更多的东西，他要独自奋斗。
但现在，辛纳屈得了感冒。他站在贝弗利山庄的这家酒吧里，继续默默地喝着酒，仿佛沉浸在遥远的个人世界中，当那个大屋中的唱机突然传出他的那首《天色微明》时，他仍旧无动于衷。
辛纳屈停了下来。
“西班牙产的？”
他在辛纳屈办公的宾馆套房边占据了一间豪华的办公室。他总是无休止地寻找一些能够改编为电影的文学作品，使辛纳屈能在其中担任主角。不论何时，只要辛纳屈与一些陌生人在一起，他就感到不安，因为他知道辛纳屈总会激起人们最好或最坏的一面——有些男人会变得躁动好斗，有些女人会变得风骚放荡，还有些人则站在一旁，带着怀疑的态度对他品头论足，整个场面会只因有辛纳屈的存在而让人陶醉。
他们都点头同意，没有人提到当初听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要向辛纳屈开火时他圈里人惊恐万状的样子；他们只是点头称是，其中两个还笑辛纳屈在这次节目中又明显地用了“小鸟”这个词——这是他酷爱的字眼。
布拉德·德克斯特曾在几部电影和电视剧中担任角色，展示过他独具特色的表演天赋，但在贝弗利山庄，他也因为另一件壮举而家喻户晓。
3
“我不希望任何不穿礼服不戴领结的人在这里出现。”辛纳屈厉声说道。
辛纳屈问道：“你是干什么的？”
多莉·辛纳屈不像其他意大利母亲一样，只要自己的孩子听话、能吃，就好。她对孩子的要求很多，而且很苛刻。她曾梦想自己的孩子将来成为一名航空工程师。
他们记得辛纳屈的失败，如他唱的那首无聊的歌——《梅奇的黄昏》，他们也还记得辛纳屈那时是怎样东山再起的。
他护卫那些受压迫者，抨击那些当权派。有位音乐人说了些犹太人的坏话，他曾给过那人一拳；早在黑人运动兴起的20年前，他已在为黑人的权利大声疾呼了。不过他也曾因巴迪·瑞奇的鼓声太响而把一盘玻璃杯砸在他头上。辛纳屈在30岁之前送人的金制打火机就值5万美元，他过着那种移民所疯狂追求的生活。
“你们在那儿开派对，还是什么，德怀特？”
然后，多莉就给消防队打电话。
一天晚上，她看见儿子的卧室墙上挂着宾·克罗斯比的相片，并得知他想成为一名歌手时，气得把一只鞋砸向了儿子身上。最后，当她发现自己不能阻止他时只好说“他很像我”，并鼓励他唱歌了。
辛纳屈总要亲自去做一些事情。圣诞节时，他会亲自为亲朋好友买很多礼物。他能记得每个人喜欢什么样的珠宝，喜欢什么样的颜色，衬衫或裙子的尺寸。当得知一位音乐界的朋友在洛杉矶的泥石流中失去了家园和妻子时，他亲自前去，为他找到一所房子，并把医院里保险公司未付的账单全部付清，还亲自监督新房子的装修、布置，就连换银器、桌布、床单，买新衣服这类琐碎的事也要亲自过问。
但此时，在洛杉矶全国广播公司的这间录制室里，人们却被不安和紧张的气氛笼罩着，因为他们不知道辛纳屈的嗓子还行不行。
“是吗？”辛纳屈说道，“我看过，简直是一坨屎。”
辛纳屈和妈妈“不是。”
那个政客真的这样做了。几年以后，她又要求让她的丈夫当一名队长，不久后她就接到一个电话：“多莉，祝贺你！”
1965年，盖伊·特立斯离开《纽约时报》，开始了新工作：以每篇15000美元的价格，在一年内为《时尚先生》杂志供稿6篇。而这其中，就有《弗兰克·辛纳屈感冒了》一文。
然后他离开控制室，要求把今天录制的节目全部洗掉，等到他康复后再重新录制。
辛纳屈患上感冒，就如同大画家毕加索没有了颜料，法拉利赛车没有了燃料——甚至更糟，因为普普通通的感冒就可能使辛纳屈失去他那无法得以补偿的宝藏——他的嗓子，并使他的自信心受到沉重打击。
在这里，大约1个小时后，全国广播公司将开始录制一部时长1小时的纪录片。该片将在11月24日正式播出，它将在有限的时间里着重描写辛纳屈近25年的演艺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