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莫雷尔对病人的身体状况了如指掌，他知道后者的健康已经坏到了什么程度，也清楚地知道，这个消息已经传播了多远。从1944年秋末莫雷尔写给妻子、纳粹各大区负责人和其他旧相识的信中可以明显感觉到，他一直在努力回避现实，试图向外界传递一种带给人希望的假象。比如说，他会从“狼穴”不同花式的菜单中挑出一些，分寄给大家，作为希特勒“简朴和理性生活方式”的证明。以前在第三者面前，他总是对病人的健康状况避而不谈，现在他却经常以乐观的笔调，主动谈起这一话题。下面这些句子都是从莫雷尔的信件中摘录出来的：“我的高级病人身体状况良好……”；“我的头号病人一直很硬朗……”；“病人已彻底康复……”；“看到病人这样健康，我感觉很开心……”；“我的病人身体状况非常好，为了德意志人民的利益，我会努力帮助他长久保持这样的状态……”；“除了Duce以外，我还治愈了其他好几位国家首脑，能够取得这些医学上的成绩，我深感自豪。”

“病人A”的身体状况其实非常糟，莫雷尔只能依靠注射和欺骗等手段来制造一种假象，让人们误以为元首仍然是健康的，而且这种假象每次能够维持的时间越来越短。大多数时候，希特勒都是躲在新建的水泥堡垒里，穿着白色睡衣，盖着军用棉被，一脸苍白和憔悴地躺在低矮的行军床上，望着没有窗子的四面墙壁发呆。在他的头顶上，是一盏不停晃动的吊灯，身旁是一个床头柜，还有一张矮桌，上面堆满了纸张、地图、战报和各种摊开的书籍，正中央是一部铃声从未响起过的电话机。还没有干透的灰白色水泥墙壁，散发着潮湿污浊的霉味。床上到处扔着折断的铅笔，还有不知放在哪里的金丝边眼镜。希特勒一直为戴眼镜这件事感到羞耻，而且由于两手颤抖，他只能依靠别人的帮助才能把眼镜戴上。但是，莫雷尔却在信中写道：“我可以告诉您，元首的身体状况很好……看到我的病人如此健康，能够像以往一样，精神饱满地挑起所有重担，战胜各种危机，是我最大的快乐、慰藉和满足。……我相信，当您从我这里听到元首健康的消息后，一定会感到莫大的欣慰。”

在“狼穴”的最后几周，“病人A”的确一直在尽情享受着御医的24小时应召服务。只要身体稍有不适，哪怕是在深更半夜，他也会立刻把莫雷尔叫来。每次打完针，当传令兵把出诊包拎回医生工作间的时候，莫雷尔都会暂时留下来，观察病人对药物的反应。1944年11月8日，希特勒在注射后感觉药劲不够大，莫雷尔毫不犹豫，马上补了一针：“零点30分，突然接到电话。元首忽然感觉腹胀难忍，他对我说，他正面临着今生最重要的抉择，所以神经非常紧张。静脉注射优可达-优帕非林后，疼痛和痉挛只是稍有缓解。元首请求我再给他打半针，于是我让人拿回了包。一开始，我只注射了0.01克优可达，即平时剂量的一半。后来，当我又补了0.01克优可达后，疼痛和痉挛彻底消除了。元首一再感谢我的及时帮助，说他觉得很开心。”

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莫雷尔和他的病人变得更加形影不离。对希特勒来说，这位御医既是他的依靠，也是他的囚徒。莫雷尔经常抱怨，没有人能理解这个职位带给他的苦衷。多年来，他一直被拴在元首身边，没有支配自身行动的自由，也无法照顾家人和事业——亲爱的妻子，柏林选帝侯大街上的私人诊所，远在奥洛穆茨和汉堡的药厂与实验室。当兄长去世的时候，他连葬礼都差点儿没能出席。因为希特勒以路途危险为由，阻止他离开元首总部。“元首听到我兄长的死讯后，对我的出行非常担心，因为西线的局势非常危险。我提出的各种建议都被一一否定，比如坐飞机（因为有大量敌机在空中活动，所以不行），乘汽车（长途旅行会让我的身体吃不消，尽管我一再保证没有问题）或火车（因为有可能遇到袭击，所以行程没有保障）。”

注射并不能解决问题，而是相反。汉斯-约阿希姆·诺依曼等医学史学家经过研究判定，动脉硬化性帕金森综合征是导致希特勒四肢震颤和身体佝偻的原因，这是一种自体免疫性疾病，是机体对自身抗原发生免疫反应所导致的震颤麻痹。从病因看，这很可能是使用从动物内脏中提取的荷尔蒙制剂造成的。其结果是造成分泌多巴胺的中枢神经细胞坏死，并导致负责学习和身体控制的大脑皮质神经元退化。莫雷尔在病历记录中也曾提到希特勒有可能患有帕金森病，尽管当他产生这种怀疑时，已经是1945年4月。如今人们已无从验证这一诊断究竟是否正确。另外一种说法是，希特勒的身体震颤是由长期滥用混合毒品造成的。

从接到电话到结束注射，中间只过了20分钟。有这样一位雷厉风行的毒贩在身边伺候，大概是每个瘾君子的梦想。希特勒本人也对这位私人医生的周到服务十分满意，例如在1944年10月31日这天，他便曾夸奖道，是莫雷尔“在头一天早上的快速处置”让他“立时恢复了元气”。莫雷尔用安慰的口气告诉他：“如果今后再遇到这样的状况，他可以随时找我，哪怕是半夜也没关系……能为他效犬马之劳，是我最大的满足。”

1944年11月，变态网页游戏私服，正当苏联红军接连攻克一座又一座东普鲁士城市之时，希特勒的血管变得越来越脆弱，就连注射专家莫雷尔也变得束手无策。过于频繁的注射导致静脉部位的皮肤发炎溃烂，结痂脱落后的皮肤变成了褐色。莫雷尔不得不中断治疗：“我决定今天取消注射，以便入针部位更好地愈合。左臂肘窝状况尚可，右侧下针处可见明显红点（并无脓肿），元首称，这种情况以前从未出现过。”

我亲爱的老朋友，希望我还能再这样称呼您，因为现如今，您已成为一位世界级名人，但是我清楚地知道，这名声意味着什么。德国人民应当感谢您的造福，因为如果我们失去那只强大的手，注定就会失败。而这只手迄今能够保持强大，都是您不可磨灭的功劳。

于是在一段时间里，莫雷尔被迫停止了注射。最终还是希特勒出面，打消了所有顾虑。他性格中的自虐倾向由此得到了充分体现：尽管注射造成了身体上的种种不适，他却不肯停止，而是一再要求他的私人医生为他注射。有时候，他甚至会直截了当地告诉对方，他不需要治疗，只要打针。“早晨6点，我接到电话，让我立刻去见病人。……我于20分钟后赶到。元首连续工作了整整一个通宵，他正面临一项重大决策，因此情绪十分激动。随着情绪化的不断升级，和平时一样，痉挛又发作了。他不让我做检查，因为这只会加重疼痛。我很快配好了优可达-优帕非林针剂，并进行静脉注射。由于过去一段时间注射太多，操作变得十分困难。这也让我再次意识到，我们必须要让静脉休息一段时间。我在注射过程中停顿了一下，让病人可以稍稍歇口气，缓解一下痛苦，所以元首很开心，感激地用力握了握我的手。”

——摘自一封致莫雷尔的信函

随着优可达药效的减弱，希特勒手部颤抖的症状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在1944年最后几个星期，更是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希特勒的健康状况，成为人们议论的核心话题。元首对此心知肚明，并且一直在努力掩饰，不让外人发现自己手抖的毛病，但结果却总是适得其反。原来在行纳粹礼时伸得笔直的手臂，也早已成为历史。神经质的剧烈颤抖，让手臂变得几乎无法自控。莫雷尔在笔记中写道：“左手颤抖十分严重。”类似的记录还有很多，例如“右手颤抖加重”，“左腿颤抖症状消失，但左臂和左手又开始了”。为了掩饰，希特勒只好把手插在裤兜里，或者用右手僵硬地握住左手。当颤抖严重的时候，那样子看起来已经不再是颤抖，而是有规律的甩动。这情景让周围人看在眼里，十分心焦。不久前出任陆军参谋长的装甲兵团上将古德里安说，希特勒坐着的时候用右手按住左手，用右腿压住左腿，以此来掩饰身体的颤抖。希特勒手部抖动的幅度之大，程度之夸张，让很多人以为他是刻意而为。当他两臂交叉，抱在胸前时，整个上身都会跟着颤动。莫雷尔建议他泡澡和休息，可希特勒却问道：“不能用打针来治吗？”

为了加强对刺杀事件的防范，更好地抵御传染病以及其他危险因素的威胁，1944年11月8日，“病人A”搬进了在“狼穴”元首总部核心位置新建成的一座碉堡。通常2米厚的水泥顶，改成了7米厚的混凝土防护墙。整个工事没有窗户，没有直接与外界相通的换气口，它的样子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古埃及的墓穴，从空间看，也比周围其他工事大出几倍。希特勒就在这里工作、吃饭、睡觉，与外界隔绝，只有幻想做伴。这个深处密林、充满诡异气息的新居，在希特勒看来几乎完美无缺，他满意地发现，屋里的散步空间比以往大了很多。根据莫雷尔的计算：元首卧室和办公室的空间加在一起，比旧工事大了23立方米。当然，这个封闭的巨大“石棺”对这位私人医生是开放的，他可以在其间自由出入，为“缓解压力（对病人）进行静脉注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