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路一侧，纵向延展开无数条通道。每条通道里有十几个店面，其实都是开阔的院子，杂乱堆放着废旧物品。

有些尴尬的“正规军”

屁股后面排了一长队人

北京人口快速增长，同时，日渐富庶的人们在扔掉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越来越贵的东西——比如家用电器，2013年北京人抛弃的电视合计2.4万吨，而在2011年，这个数字是4.6万吨。

1994年阿苏卫填埋场运行，1996年12月15日开始进行垃圾分类。这意味1994年之前做得再细，分完了还得往一块埋。那时的垃圾分类，更多是一个时尚概念。

这样，“盈创再生”就有些尴尬。它在2008年成立的初衷，是为解决母公司中国中化集团公司的生产原料问题——意图收集足够多的废旧塑料瓶。

在以上两个筛选过程中，同时进行磁选，将金属单独分出。

面对这个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前所未有的垃圾处理挑战，政府力与市场力、社会力的整合，乃至于政府内部力量的协调统一，是一件小视不了的大事儿。

很多人埋怨，由于混装——家庭垃圾分类处理推进迟缓，中国的城市垃圾难以被消化而导致堆积。不过，从装运开始——当垃圾被一桶一桶地倒进垃圾车，分类也好、混装也罢，它们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旅行？

2009年至今，焚烧、生化、填埋比例由“十五”期间的2:8:90优化为10:10:80。其实到现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于要不要分类还有一些争议。包括业内，也有人讨论垃圾分类是不是做早了。

第二，在政府庞大投入之外，如何利用经济杠杆调整垃圾流转链条上的不同角色，在垃圾被焚烧、堆肥、填埋之前就做到减量处理，还需要有更细致、更严密的思考。

“游击队”也是市场行为。北京的废品最早在供销社系统消化，属于特殊行业管理，后来被取消，市场也完全放开。

马上覆盖整个北京市不太现实，推动速度太快，末端设施处理能力可能跟不上。到2014年应该能达到居住小区70%覆盖，2015年再做300多个居住小区就能达到80%。

一些区县为推进垃圾分类还设立了“二次分拣员”，他们每月领1200元薪酬，站在垃圾桶旁边，而人们看到，这仍无法促使居民进行分类抛弃。

而《瞭望东方周刊》随后也将对城市垃圾的源头及其最终处理，进行更为详细的观察。

滚筒筛，在直径3米、长约10米的设备中旋转，使轻物质，如塑料、纸张、编织物等可焚烧物分离。

与想象中的不同，女人们穿戴特别齐整。“我们都有抵抗力了。”她们说。

也有很多小区的保洁，因为在居民楼下倒腾垃圾桶产生异味和遗洒而被投诉，所以索性一股脑拉到小区垃圾楼站再翻腾分类，也是造成居民误解的一面。

2013年，北京的城市垃圾量达到5年来的新高，只略逊于全球宾客云集的奥运会之年。在中国人经济生活剧烈变化的背景下，大多数城市的垃圾量也在刷新纪录。

似乎从来不会感到不适，也闻不到刺鼻的气味，她们努力清洗和擦拭垃圾上不知名的液体和黏稠物，然后不假思索就开始处理手中各式各样的抛弃物。

李姓老板对此颇多抱怨。他主要回收钢材。从前他在西北三环附近巴沟的废品站做这一行，那里被拆迁，他迁到四环，又被拆迁，“现在到北五环了，没想到还要拆迁。”

混合垃圾进入转运站每吨230元，如果分类理想，直接进入终端就是110元。

分类垃圾必须有终端支持

一名古铜色皮肤的女子，试图用螺丝刀撬开手机充电器却没能成功，于是很麻利地扔下螺丝刀，用老虎钳把充电器掰开一条缝。充电器的机身和插头终于分开，金属插头被扔进一个桶里，机身则扔进另一个桶。

“里面有好多铜和铝，值2万多元呢。”一个女人说。

而现实中的垃圾流转，是在官方以及非官方层面同时运行的两个链条。

以下是张红樱向本刊记者的叙述。

在中国城市垃圾问题空前严峻之时，《瞭望东方周刊》希望用迄今为止相对更详细、全面的调查，揭示垃圾流转链条中的关键环节。

很多人埋怨，由于混装——家庭分类处理推进迟缓，中国的城市垃圾难以被消化而导致堆积。

更多的是什么牌子也不挂，堆放在院子里的物品说明一切：五颜六色的塑料饮料瓶扎成一捆小山，地下横七竖八的麻袋里杵出来的全是白色的塑料泡沫。

最好还是源头保持物料没有被污染，经过简易处理，成本就会降低很多。

垃圾桶被十几拨人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