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而岐山由于家庭原因离开公司，回到政府。但无论他在金融界、体改办或是在地方工作，都一直关心“联办”的发展和前途。“联办”曾经数次因发表不当言论招惹是非，也曾遭遇重大困难，每次都是岐山从中斡旋解难。岐山走到任何岗位都关心照顾着联办，他当然是创立中国股票市场的功臣。他和我从“猪肚子”开始的故事，自然也就成了一段佳话流传下来。
接下来，目光再回到证券市场的筹建时刻。
而作为筹建中国证券市场的主要工作机构，联办做了哪些关键性的工作？遇到什么波折？
1987年前后，国内的国库券和自行发的股票大概也有近千亿的规模——在当时这是个大数。但因为缺乏规范的证券流通市场，这些债券和股票的流通性差，其筹资的作用也不断被削弱。
（图：“联办”签字仪式。第一排从左至右郑敦训、赵志坚、冷林、宫成喜、王岐山、经叔平、杨咸祥、贾虹生和张晓彬）
按照张晓彬的话说，当年，股票市场是个新生事物，国内熟悉情况的人不多。建设股票市场，因为存在理论障碍而显得特别敏感。
更重要的是这个名字的英文，Stock Exchange Executive Council，缩写是SEEC，一般国家的证券管理机构都用类似的缩写。所以，这个名字的确“糊弄”了许多外国人，认为“联办”是中国证券领域最高的权力机构。尽管这种误解造成了一些麻烦，但是也给“联办”的工作创造了许多便利条件。
透明，是股市和赌场最大的区别。清楚的知道自己买到什么东西，就是正常投资。反之，就是赌博。30年了，这个市场的规模大了许多，但投资人的教育和训练还很不够。在浮躁的社会风气之下，认真深入研究企业的人越来越少，赌政策、赌庄家的人反而越来越多，并因此出现了庄家勾结利益集团，把企业包装上市的工作策划成流水线。从立项到企业ABC轮融资，轮轮接力，轮轮增值，最后上市套利。而小投资人几乎没有早期进入和增值的机会，只是糊里糊涂地被割韭菜。
他解释，经老是经商专家，家中是老上海富商之一，对股票市场早已有亲身经历，他是联办的理事长，我是秘书长，我们常常私下聊天和讨论工作，他经验丰富温文尔雅，所有的事情他虽有主见但多是虚心听我们这批年轻人的意见，虽然他这段经历鲜少被大众关注，但是他对股票市场筹备工作的贡献非常大；唐部长（原石油工业部部长）是筹备活动的积极分子，事事关心，不断地提出问题和建议；筹备中国股票市场的总体工作当时是由体改委负责协调的，安老当时是体改委的顾问，对筹建工作十分关注，每每参加具体活动，时时在帮助我们把握政策分寸，出头协商其它方面和部门。
经济观察网 特约记者 刘婷 吃“猪肚丝”、白皮书、中南海会议……回溯资本市场的“拓荒”故事，为了纪念，亦旨在还原历史。
一次会议，一种标志，一群创新者。
他记得，当时还有不少关键人物参与了最初的筹备工作。
“整个会议的氛围很活跃，与会领导就股票上市向我们提出了种种问题，我们分头做了解答。”他说，会议最后，姚依林副总理说，要紧锣密鼓地搞，并拍板将有关证券市场的研究和筹建工作归口到体改委。对于归口哪里管理，当时是有不同意见的。有的提出，让人民银行来牵头。“事实证明，领导的决策是正确的，证券和银行是两个完全不同而且必须分开的系统。”
张晓彬说，“民间推动，政府支持”这个调子，是我们向国务院汇报时，姚依林副总理定的。他当时采纳了张劲夫的建议：先有基层自发研究，然后变为国家有组织地研究和筹划。领导要求我们要少说多做，抓紧筹备。
“没想到，这个设想提出以后，反响极大。”张晓彬说，而从开始聊出一个点子，然后组织讨论、提出建议、起草文件、取得支持、领导批准、形成组织、筹钱做事等等，再到深圳和上海两个股票市场在1990年12月中先后开市，前后约三年半的时间。
但实际上，从当时的资料看，最初设想，是在北京建立股票交易所。但最后却是上海和深圳率先建成。
1978：东方潮起
不言而喻，在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建立股票市场具有标志性突破。
现在回想起来，张晓彬感叹，那时候办事的效率很高，大家都有一种争分夺秒的劲头，也的确是赶上那个做事的年代了。“有幸的是，当时有许多开明的老一代领导人，是他们在推动和指导改革。又有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学者、官员、干企业的，大家想到一起，走到一起，能够做些想做的事。”他说。
“这是我提的一个小小的建议，我们应该努力地走向透明，这也是值得我们奋斗和发展的方向。”张晓彬说。
透明，即政府的政策、监管要透明。审批制先天具有权和利隐性结合的缺陷。在这样的市场体系中，审批程序、参加人员、审批内容都必须透明。否则，缺乏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移花接木、偷梁换柱的现象就难以杜绝。
1990年，沪深交易所相继成立，亦标志着中国股票市场正式建立。换言之，始于吃“猪肚丝”的筹建工作持续了三年半。
1988年下半年，张晓彬和岐山共同发起召开了“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这次“万寿宾馆会议”被看成是中国股市筹建正式启动的标志。
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光辉岁月……
他说，设立风险投资公司和建议筹建股票市场可以说都是学习以后的成果。1985年，张晓彬组织筹备了中创，其是中国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风险投资要靠市场来筛选好项目，又要通过上市来实现高收益，没有股票市场，风险投资实际上缺了一条腿，走不出来，必须有股票市场才能形成完整的机制。”
上海方面，当时朱镕基正筹划开发浦东，开发预算高达几千亿元，这在当时无疑是天文数字。或许也正是这样，让朱镕基坚定了创办证券交易所、向全国融资的想法。
历史，永远是最好的教科书。站在今天的时点坐观往事，于大度之中饱览改革创新者的群像，于思索之中顿悟资本市场发展的道与术。回首，更为前行。
不过，创建过程中，令人不解的是，有“设计小组”，为何还要成立“联办”？
张晓彬对此记忆犹深！他说，坚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市场经济，探索把市场和计划有机结合的体制机制，是改革开放的核心举措。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80年代以来，中国先后实行了农村土地承包制、企业股份制等重大经济改革。随着商品经济的合法地位被确立，经济改革的主战场又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并掀起了全民下海的浪潮，甚至出现了“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的现象。
据张晓彬回忆：1989年，联办成立3个月后，刚刚起步的工作就被接踵而至的政治风波冲得偃旗息鼓。股票当时被批判为经济领域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产物，筹建工作一度搁置。几家股东公司也在那次风波以后遭受打击。大家的情绪都很低落，甚至有人开玩笑说，把公司450万资金分了解散得了。
1989年底，朱镕基在上海市委小礼堂就如何深化上海金融体制改革举行市委常委扩大会议，邀请了许多金融界专家，其中包括时任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等人。经老和张晓彬也应邀参加。
“1978年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是现代中国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富民强的新起点。”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第一批“弄潮儿”的张晓彬说。
“就是在那顿饭上，我们讨论了筹办股票市场的事。也许是那盘猪肚丝真的好吃，让人印象很深，后来就成了故事。”张晓彬说。
如果回溯中国股票市场的起步阶段，也许会理解那个年代的“民办官助”。
那次会上，张晓彬介绍了“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方案，分析了设立北京股票交易所的可行性。“这份方案由岐山和我发起，其他几大信托投资公司参与起草的。会上，大家都谈了观点，有赞同，有争议。”他说。
（图：经叔平、宫著铭和张晓彬（中）在“联办”会议上）
据张晓彬回忆，也是在那次会上，康华的副总经理贾虹生带来了王波明，请他介绍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工作情况。会后吃饭时，岐山对他说，你干脆不要去康华了，就参加我们的筹备工作好了。当时王波明刚刚从美国回来，打算到康华工作。他提出可以再找一些国外回来的留学生参加。因为有许多留学生已经在当地工作，有实战经验。比如，高西庆在华尔街当过律师，波明也在纽约证交所工作过，还有从欧洲和日本回来的一些人。在这之前，我们都是兼职在做筹备工作，有了这批人也就有了专职干事的人了。
当时岐山还在中农信当总经理，张晓彬说，我们经常见面聊天。因为都是北方人，经常喜欢吃碗面条，点个猪肚丝或酱驴肉之类的小菜，边吃边聊，就这样聊出了好多点子。经过一段时间讨论，我们觉得不只是要论证，更重要的是要组织起来，把筹备的事正式推上轨道。
张晓彬回忆：那两年，我们多次在万寿宾馆开会。因为中农信（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王岐山时任中农信总经理）的办公室在那里，岐山可以做东。
“姚依林副总理进屋看到我们就笑了，张劲夫秘书长也笑着打招呼说，‘是你们几个啊！’当时，我知道，岐山是有意回避，而且事前他已经跟领导报告过了。”张晓彬说。
第一次正式当面向国务院领导汇报的情形，张晓彬记忆犹新。
张晓彬回忆， 当时其说起了在美国的见闻，和金融机构的接触，了解到股票市场的情况。岐山告诉他，国内正在搞企业股份化，早晚也得搞股票市场。
“趋势使然，条件不成熟也得做的义无反顾！”、“类似姚依林、张劲夫这样的老一代领导人 ”、“诸如王岐山、张晓彬、周小川等一批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涌现出来的金融改革探路者”这三股缺一不可的力量助推中国证券市场从零走到壹。
这其中，就有王岐山、张晓彬、宫著铭等人。作为推动中国股票市场创建的中坚力量，他们当时或是掌管带有投资银行色彩的中字头信托投资公司、或是在中央决策层周围出谋划策。赶上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出国学习好机会的他们，普遍见识广、能力强，更有满腔的热血，想为国家的振兴出力。而“红二代”身份，又使他们具备上通下达能力，为争取最高决策层的支持提供了可能。
1986年11月14日，邓小平把新中国真正意义上第一支公开发行的股票——飞乐音响回赠给到访的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范尔霖，在当时被国际上看成是“新中国与股市握手”的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