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徐现祥分析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其实是两股力量在发挥作用，一股是市场竞争，另一股力量则是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一个地方的市场竞争比较充分，往往它的经济会比较发达，地方政府的竞争意识、创新意识也会比较强。反而越是落后的地区，越缺少竞争意识，缺少改革动力。在徐现祥看来，“浙江一直都是我国民营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市场竞争充分，尤其是近两年‘最多跑一次’改革受到中央的高度肯定，正在向全国推广。广东是2012年我国商事制度改革试点。上海进行了证照分离试点。这些地方营商环境评价较高，更多的是历史原因。”而对于重庆、贵州、四川的入选，徐现祥则认为更多的是因为西部地区基础较差，有所改善便会无形地提高人们的心理获得感。
《小康》杂志、中国小康网记者在调查采访时，时不时就会听到企业抱怨“办事难”。在河北某县，某私营企业2000年投资建厂，2012年因城区规划，原厂地被政府征收另作他用，经协商，当地政府统一进行评估赔偿并对企业选址搬迁。结果，新厂房刚刚建成没两年，政府告知该地块为基本农田，属违法建筑，必须拆除复耕。
从企业来看，降成本就是增财富，成本高企一直深受诟病。据许志端调研发现，在这一轮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中，很多地方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但如何采取措施解决这一问题，很多地方往往感觉无从下手。
为什么现阶段我国如此重视营商环境的优化营造？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徐现祥分析认为，首先，从改革开放40周年大背景看，我国现在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阶段，这一阶段很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政府的自我革命，执政能力、执政体系的建设完善。“无论是转变政府职能，或者‘放管服’改革，或者建设服务型政府，都需要一个实打实的抓手，从目前的情况看，营商环境的优化改革便是这个有力的抓手。”
厦门大学中国营商环境研究中心是我国第一个专门研究营商环境的机构，2015年成立之初便借鉴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对厦门市的营商环境进行了第三方评价。在厦门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厦门大学中国营商环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许志端看来，中国前期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依靠人口红利、生产资料红利，经济高速增长掩盖了制度性交易成本高的问题，但是到了现阶段，这些红利已经在逐渐减少，甚至消失，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便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凸显。在她看来，“我们对营商环境的重视，不是突然而至，而是水到渠成。”
成本高企，同样困扰着江苏圣澜服饰董事长王秋芬。王秋芬的企业位于中国有名的“中国资本第一县”江阴，“我们江阴的营商环境非常好，尤其是政府‘店小二’式服务，为广大企业在江阴投资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和环境。”提及营商环境，王秋芬给江阴政府竖起了大拇指。不过，目前最让她头疼的便是用地成本高的问题。“江阴经济发展迅速，土地制约越来越突出，用地指标少、成本高，扩大生产非常不容易。”
以往，政府治理绩效如何，GDP说了算，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评价方式。而营商环境好不好，则关键看市场和公众的获得感，来自政府之外，自下而上。当前，人们对中国营商环境总体评价如何？有哪些改善让人点赞？还有哪些“肠梗阻”“老大难”问题亟待解决？
对此，许志端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在她看来，地方政府一方面需要有一个有力的组织保障，另一方面要引入第三方评估，以问题导向进行优化改革。“中央态度很明确，一定要对自己动刀子。”
办事不求人是“试金石”
“中国营商环境满意度大调查”还发布了“区域营商环境满意度排行榜”“公众心目中营商环境最优的十个省份排行榜”“沿海六地营商环境十强区县排行榜”“京津冀鲁四省营商环境十强区县排行榜”“西部十二省区营商环境十强区县排行榜”“中部六省营商环境十强区县排行榜”等多个榜单。《小康》杂志、中国小康网记者深入广东、安徽、东北等地，对当地的营商环境进行了实地调查探访。
营商环境是深化改革有力“抓手”
“其实，地方政府在降成本这方面还是有很多工作可以做。”许志端解释道，“以融资成本为例，地方政府可以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增强信息透明度，减少制度性交易成本，从而促进融资成本的下降。”
近期，全国各地纷纷出台政策措施，聚焦改善营商环境，促进转型发展。河北省人大专门为优化营商环境立法，表决通过了《河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山东省领导牵头挂帅，强力推进优化企业开办、不动产登记、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等十大专项行动；湖北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敞开市场大门……
这一点在最负盛名的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中亦得到验证。世界银行从2003年开始每年发布报告，对各国中小企业在开办企业和运营企业方面的监管环境进行比较，最新的2018年报告所覆盖的范围已经扩展至190个经济体、11项一级指标。据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排名84位，2017年排名78位，2018年排名不变，依然是78位。在190个经济体中位于中等水平。
数据亮眼但满意度偏低
李克强总理在6月28日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电视电话会议上明确指出，为群众服务是政府的本分，要把能否做到企业和群众“办事不求人”作为衡量服务型政府建设成效的一个“试金石”。政府各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认真梳理企业和群众办事最烦最难的领域和环节，看看哪些事项需要反复跑、哪些窗口排队长，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
与之相比，“成本问题，税费、人力、运输、用地、融资等成本相对较高”的问题更加普遍，在“当前营商环境存在的十大网页游戏私服推荐”排行中排在首位，62.6%的受访者选择了此选项。
将视线下沉至作为创新发展“神经末梢”、城市发展与乡村振兴连接点的县域，哪些区县的“生产力”做得最实？哪些区县的“吸引力”营造得最强？哪些区县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好榜样”？“中国营商环境满意度大调查”对区县营商环境进行重点关注并推出了“中国营商环境百强区县”榜单，在这一榜单中，高居榜首的是江苏省江阴市，位居次席的是北京市海淀区，位列第三的是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排名第四至十位的依次是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上海市虹口区、浙江省义乌市、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浙江省慈溪市、江苏省昆山市、天津市滨海新区。
另外，行政审批少，办事流程简化、透明化(60.5%)；政府服务热情、专业水平高(59.7%)；具有尊重企业家的良好社会氛围，便于发挥企业家作用(58.9%)；税费、运输、用地、融资等成本相对较低(56.1%)；商业法律规范明确透明(52.4%)；等等，也均在受访者愿望清单的前列。
“营商环境的优劣是比较的结果。”许志端补充道，虽然中国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中2018年的排名没有变化，但是评分提高了0.4分。“中国有进步，但其他经济体进步更快。”
为什么地方政府给出的成绩单会与公众获得感出现差距呢？许志端这样告诉《小康》杂志、中国小康网记者，“据我们调研发现，目前很多所谓的改革成效都是政府对外公开的承诺，但是具体执行过程中，企业的感受往往要比政府承诺的时间长，甚至是它的三、四倍，原因在于政府在评估自己的时候，没有计算体外循环的时间，企业备齐资料的时间并没有计算在内，而是从企业资料备齐之后录入系统开始计算时间。”许志端表示，营商环境的评估应该以企业感受为主，要想真正做好营商环境优化工作，政府需要换位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