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初期，网络上突然有两个隐名埋姓的人就中国社会和政治特征展开了一系列的“对谈”。在他们的第一个“对谈”中就提出了一个颇有见识的观点：“当前中国社会结构的主要特征，可以归纳为国有垄断资本集团（简称DMC），它脱胎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经济。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在1995年前后就逐渐形成了”。这个ＤＭＣ出现以后，“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些主要过渡性特征就开始消失了。”当然，指出中国社会结构的这一特征旨在强调所谓国有垄断资本集团的使命在于对抗外国资本，从而承担起“民族崛起”的历史重任。

《民主进程与金融市场》

一个内向腼腆、不善言辞的销售新手，于无房、无车、无钱养活妻女的生活重压下陷入迷惘时，在一次培训课上结识一位资深总裁教练，在与教练的七次谈话中，他逐渐清除了七个内心障碍，找回了自信，激发出了神奇的内在力量。每一次交谈之后，他的业绩都会随之提升。短短两个月内，他学完了“欲望激发、信心种植、情绪修复、成长心轮、能量觉察、故事启示、心灵感染”七个销售心法，成功签下了一笔350万的订单。他由此成长为金牌销售员，职业道路越走越宽。

资产定价政治学

过去十年，中国的大型国企和众多私企在非洲的投资急速升温，中国也通过援助巩固了政治外交联系。中国援非何以能获得如此大的成绩，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非洲是中国援外的重点，却不是欧美的重点。因此，中国的援助规模超过西方世界，是自然而然的事，造成的影响力也远大于其他国家。只是国内读者对此了解甚少，偶有一本老外著作传入，便能见到些新鲜内容。虽然不少都因为资料获取的局限而留下遗憾。所有这些，都凸显出《龙的礼物》汉译本在国内出版的意义。

在时评家和史学家眼里，一代领导人往往伴随着一种模式，以及一段时间的经济与民生。其实，经济固然与政治密不可分，但也自有其独立性——毕竟，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周期具有其客观规律，世界经济形势的起伏更与本国政治无关。王正鹏之所以在他的新著《狂飙年代的碎片：中国经济黄金十年》中将中国经济“黄金十年”定义在1998年～2008年，是基于两个因素：一是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二度重创，无法再与中国齐头竞争；二是“9·11”事件使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在某种程度上，这10年是经济从低谷到高点再到低点的一个周期，而中国在这两次冲击中，均能从容应对，除了政策有效之外，更重要的，是中国人的勤劳与历史埋下的意外红利。

⊙张 伟

《七个销售咒语》

那么，中国农业又如何在“WTO语法体系”背景下焕发生机呢？王正鹏的分析是，从国际经济实践看，每一个10年都有一项全球贸易议程，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乌拉圭回合”，解决了关税谈判，是个纯贸易问题，基本成功；始于2000年的“多哈回合”谈判，试图解决农业问题，基本失败；2010年开局的“哥本哈根峰会”是环境谈判，成功了一半。这三项议程反反复复，恰好反证了全球化的坚定方向。中国是初入局的参与者，并以青年般的开放心态全程参与了这些重大全球化议程。虽然“多哈回合”8年未果，甚至后来出现了除中国以外的粮食危机，但这次失败反而吹响了农业全球化的先声。

记录中国这1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虽然注定有无法置身事外的局限，但王正鹏还是在“尽一切可能”完成系统化的历史沿革描述。“国家的经济史即为思想碎片史”，他为此使用了一系列“碎片化”主题，提出了“WTO语法体系”植入中国政治、华南建立的“地理级全球生产线”、农业的“产业化哲学”、“全球化语境”的最后时光、社会改革时间表打开等一系列全新的经济哲学碎片，为公众回味这段历史提供了少有的哲学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