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如何判断当今的全球化趋势，是“去全球化”占上风，还是全球化进入了历史新时期？

　　【特别关注】

　　何亚非：不少人认为“特朗普现象”以及类似现象在意大利、法国、匈牙利、波兰、奥地利、丹麦等欧洲国家的蔓延或者“复制”，bt网页游戏，预示着全球化发生了根本性逆转，于是乎“去全球化”或“逆全球化”之说铺天盖地，好像全球化就此遭遇了“灭顶之灾”。我看情况没那么简单。

　　何亚非：在全球化新时代，不确定性大大增加，解决问题的难度越来越大，说明西方主导下的全球治理模式确实遇到了瓶颈。根本上，长期统治全球经济治理的指导思想出了问题，那就是美西方推崇的经济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着了此道的国家大多深受其害，陷入各种各样的“陷阱”。2008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更是给各国敲响了警钟，标志着西方模式主导的全球治理漏洞百出，害了不少国家。

　　对待全球化新时代及其相伴相生的巨大不确定性，各国都需要保持淡定，不必惊慌，要客观分析，实事求是地逐个解决问题。我们没有必要产生过度的悲观情绪。人类社会总是不断从一个阶段走向另一个阶段，只有当我们走过了某个阶段，蓦然回首，会发现虽然世界变了样，但是整个世界还是向前进，是在发展的，前途依然光明。

　　尽管美国是全球化主导国，但全球化经过几十年磨合与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各国利益休戚与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已经无法退回到原先相互割裂的孤立主义状态。举例来说，大多数商品大到飞机小到手机，零配件都来自世界各地，只是在某个国家组装而已。加上全球化催生的资本、资源、技术、人员的全球流动，世界面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主导地位还在，但是一家说了算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全球化的确进入了“新时代”。

　　何亚非：全球治理从“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是大势所趋，是世界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力量“趋同”的必然结果。有些国家由此会产生强烈的“焦虑感”，一时难以适应，于是做出这样那样的反应，试图进行这样那样的规则调整和改变。有的试图回归“各家自扫门前雪”的孤立主义，有的想把全球化出现的问题归咎于中国等新兴大国，有的甚至把目前的状况与一战、二站之前的国际形势相类比，做出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不可避免的预测。凡此种种，都说明当前世界和全球化面临的问题的确具有历史阶段性转折的特征。

　　记者：全球化发展到今天成绩斐然，但全球化变化引发的不确定性是客观存在的，这种不确定性究竟是什么造成的？

　　例如，中国很早就提出要努力解决国内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出台了各种扶持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政策和发展战略。与此同时，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中国在国际上提出共同发展、共享发展的全球治理新理念，以帮助缓解甚至消弭国际贫富差距，让全球化利益得以共享和更加公平的分配，使全球化获得更广泛、持久的支持。此外，中国提出合作共赢、平等发展、合作安全等各领域的治理理念。这些都是中国面对全球化新时期所倡导的新思想、新方案，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历史发展从来就不是线性的，而是波浪型，充满反复和曲折。事物的变化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全球化也是如此。这一轮全球化经历了很多重大变化，也触发很多负面影响，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无疑已在“润物细无声”地改变着全球化的框架和内容。但是要想进一步推进全球化，适应全球化新时代的环境，我们确实需要大胆创新，提出新的思想和思路。去年中国举办G20杭州峰会，推动G20对发展等议题的重视就是新思路的体现。

　　何亚非：中国应该成为世界不确定性中的“稳定之锚”，这也许是历史赋予中国的期待和希望。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坚持自身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有学习，有调整，有创新，始终处于主动、独特的位置，并在自身经济发展和国内治理中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这给了中国看待全球化众多问题一种独特的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新视角，创造了中国向世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历史机遇。中国早些年就意识到全球化在发生重大变化，而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中国经验、中国思想是可以发挥重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的。我们已经为全球治理新时期的来临做了不少事情，提出了很多设想和方案。

　　记者：在世界动荡变化、不确定性增加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何亚非

　　（北京1月7日电 本报记者 曹元龙）

　　近年来世界形势动荡不断，全球治理的不确定性随之增大，全球化踌躇不前、矛盾重重。从英国脱欧到法国、意大利等国民粹主义泛滥，从欧洲难民危机到恐怖袭击呈放射性扩散，从特朗普“意外”当选到“去全球化”思潮来袭，显示出全球治理的“失序”和“碎片化”问题，如何理解全球治理的不确定性，为世界秩序的重塑创造条件、把好方向？作为影响力日益上升的大国，中国在这一历史的进程中可以发挥何种作用？本报记者日前采访了外交部原副部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席主席何亚非。

　　记者：既然原因在于西方主导下的全球治理模式出了问题，您如何看待西方一些国家所采取的应对策略？

　　而且，西方统治精英长期忽视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和两者收入“剪刀差”日益扩大的事实，根本没有改革的意愿和动力，直至其精英统治模式受到特朗普当选和不少国家政治生态发生重大变化的严峻挑战，才感到危机来临，而集体陷入思想混乱和不知所措的“无头苍蝇”状态。全球化的不确定性由来已久，并非今日所始。只是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找到突破口爆发出来而已。美国学者福山一语中的，他说，这种社会矛盾在美国不是为什么会爆发的问题，而是为什么现在才爆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