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我们这一次在试点文件当中，跟以往医疗机构的审批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在于一个是我们实行备案。你可以开办，你可以先建起来，建起来之后你告知，告知卫生行政部门，行政部门觉得你这个符合我的标准了，我就给你发许可证了，不用再层层的这种审批了。另外，在备案看符不符合标准的时候，最大跟以往的不同是我们更注重他的软实力软件，而弱化对于一些设备设施的这个要求。

在健康中国的构架中，诊所应该承担起分级诊疗的作用，因此当前我国私人诊所的现状，不是缺少资金生存困难，就是医疗服务质量不高，环境差，又没有好医生，老百姓不愿去。针对这一情况，本次《关于开展促进诊所发展试点的指导意见》鼓励将诊所纳入医联体建设，支持诊所规模化、集团化发展。

从筹备到开业，用了一年时间，因为没有医保，诊所开业初期客人并不多，前五年亏损，合伙人因为不赚钱退出，张一云不得不借钱买下别人的股份，陆陆续续向朋友借了一百多万，从一个小股东变成了大股东。好不容易解决运营上的困难，年年攀升的房租又成了新问题。

Part 1 10座城市放开新办诊所审批

航空总医院主任医师 吴国平：医疗体系就像一个循环，基层的医疗网点就是微循环，如果微循环的环境不好，那整个循环系统就要出问题。为什么很多一些大医院大夫不愿意到基层来？利益受到影响，我在大医院看病，我时间放在这个地方，效率是不一样的。

那么能不能分散一下，让很多好医生也能下沉去到我们的小区周边开诊所呢？你别说这样的试点今年还真在卫健委等5部门的推动下，开始试点了。我们真的将来能一出家门就遇到好医生了吗？高水平的医生愿意来到我们家门口吗？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 焦雅辉：社会办医和公立的医疗体系之间，不是一个竞争关系，它们俩是一个错位发展互为补充的，比如肿瘤、精神、传染这些，没有积极性去办，或者说是老百姓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那它一定是政府办的公立医疗服务体系为主；比如对于儿科的、对于产科的，我们现在有一些中产阶级以上家庭，他觉得他可以负担起，但这个需求在我们公立体系里边可能很难满足，那就得要靠这些社会办。

张一芸，是这个诊所的主任。2005年，她从高校退休后，和几个医生朋友一起创办了这家中医诊所，一开就是14年。虽然有着多年中医系统的管理经验和优质医师资源，她的诊所在早期依然经历了重重阻碍。

目前，我国医学生毕业5年后，即可开始申请中级职称。这一年龄，恰恰处于他人生体力、精力最充沛，同时临床经验不断上升，日趋丰富的黄金阶段。是依旧秉持着传统的发展路线，晋升职称、熬资历，还是另辟蹊径，开辟新战场？需要衡量的因素，实在过于沉重：公立医院编制意味着铁饭碗，背后还积聚着大量医疗资源、技术、上升通道，而医生与医院的名气，往往又存在互相加持。利益环环相扣之下，即使有人勇敢做出选择，公立医院的管理者，又能欣然接受吗？

少则20分钟的问诊，才能让医患充分沟通，但需要释放的信息量也急剧扩大，而非之前5分钟的疲于应付，缺失的知识点要及时补足，牟田感受到走出体制后市场带来的直接压力和紧迫感。而她和同事们走出体制还要长期接受大众审视：为何好端端的三甲医院不干、是否有医师执照、药品是否为真等等，这也成了市场的一部分，他们为此只能积极解释、做好服务。

像牟田这样，囿于各种原因无法真正独立出来多点执业、开办诊所的并非少数。对于牟田来说，她依然需要背靠一棵能提供有竞争力薪酬的大树，同时能满足她能耐心执业以施展个人理想及兼顾家庭的工作。

卓正医疗妇产科医生 牟田：我一上午一般可能以前在公立医院，超级变态网页私服，要看三十多或者四十个病人，那你算一个上午，我不上厕所不喝水，基本上每个病人摊到身上，时间确实只有5分钟。这个病人说我的问题还没问完，他觉得很不开心，后边病人会觉得我已经等了好久好久还没到我，他也很不开心。

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朱恒鹏：有些人适合在公立医院干，有些人适合干诊所，有些人适合办日间手术中心。我们很难先验地跟每个人设计一个最佳路径，试验的机会越多，最后找到最适合的模式概率也会越高。不能离开公立医院，离开公立医院就不能回来了，好多能离开的，也不敢离开了。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 焦雅辉：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国家整个对于劳动关系的管理，这个成熟度也有关系，那么我们现在要求的就是，你这个医生跟主职业机构以这种协议和劳动合同的方式，通过协议的方式约定双方的责权利写清楚，约定了以后那么我其它这个时间，在其它各个机构职业的话，那是我自己的事情。

八年制本硕博连读的牟田是个学霸，加入过一家三甲公立医院，带着学以致用心态的她在这一待就是十年。此间，她很努力地行医问诊，得到的却是患者的不开心，这让牟田有种现实撞击理想的极大落差。后来，牟田出国当了访问学者，发现国外医师很少把评职称挂在嘴边，医生水平只在于业务好坏。反观国内，公立医院的很多人在高强度执业间隙，为了地位、保障和荣耀，拼命走着晋升之路。回国后的牟田再次面临职业选择。

好医生毫无疑问的会像三甲医院这样的好医疗机构集中，可越是集中，反过来，他们的工作量也就越大，因为患者全往三甲医院来，只要是好的医生，一上午挂的号都是几十个。患者经常抱怨医生聆听他们说的时间太少，可真不是医生不愿意听，一旦在你这时间长了，下一个患者恨不得踹门，显然这不属于良性循环。如果让好医生愿意向外走，能够多点执业，甚至来到民众中间创业，是不是一种改变的方法？医生愿意吗？患者因此能得到什么？

牟田回国后已经是一个孩子的妈妈，而父母又年事已高，家庭需要她更多时间来兼顾，体制内职称晋升之路，虽然不适合自己，但显然有一定诱惑力。考虑到医院高强度的工作挤占了陪伴家人的时间，牟田还是选择离开体制，一时间，铁饭碗的各项福利烟消云散。离开了体制，她该去哪儿？2009年以来，国家鼓励医生多点执业以及开办诊所，带来一波又一波医生创业潮，但这对于牟田来说并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