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上，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在斯大林别墅的花园中夜宴闲谈时，为天上一个星座的名称小有争论。莫洛托夫说是猎户星座，卡冈诺维奇说是仙后星座。由于二人争执不下，在一旁笑听争论的斯大林认为此事容易，给天文馆打个电话便可搞清，便吩咐秘书给天文馆打个电话。谁知原天文馆长、一位天文学家已与其他几位著名的天文学家一起被“清洗”了，而新上任的天文馆长并非天文学家，BT页游，原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对斯大林秘书的电话，这位新馆长当然不敢怠慢，急忙派车去找一位尚未被“清洗”的天文学家。这位天文学家自许多同行好友被捕后一直惶惶不可终日，此时见辆汽车半夜突停在自家门口，门铃又按得很急，以为末日已到，在开门时突发心脏病死在门口。汽车只得急驰去找另一天文学家，而这位天文学家与新近被 “清洗”的那些天文学家也是好友，也因此而惴惴不安。他家住楼上，在夜里两点半突被急促的门铃声惊醒，见一辆小汽车停在楼下，也以为自己的大限已到，这位年已60的天文学家不愿再受凌辱，便纵身从窗口跃向夜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几经周折后，这位新馆长终于在清晨5点打听清楚了星座的名称，急忙给斯大林的别墅挂电话：“请转告莫洛托夫同志和卡冈诺维奇同志……”但值班人员回答说：“没人可以转告，他们早就睡觉去了。”(中译本，第455－456页)
若与“文革”相比，“反右”已实属“文明”了。2004年2月29日和3月7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名人面对面”节目分上下两集播出了节目主持人许戈辉对著名演员陈佩斯的访谈。随着访谈越来越深入，陈佩斯在下集中谈起在“文革”中父亲曾被关进“牛棚”、自己被送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务农，为了摆脱饿肚子的知青生涯，在1973年19岁时回京报考文艺剧团的事情，令人唏嘘不已。从小就因文艺太“险恶”而不让他从事这一行的父亲看到孩子在农村实在没有出路，终于同意他子承父业，让他学表演，学小品、声乐、朗诵……
从1956年起，关于斯大林本人以及斯大林时代的真实情况便被不断揭露。最近解密的大量原苏联秘密档案，使人们有可能对这一 “现象”有更深入、更细致的了解和研究。俄罗斯作家拉津斯基1996年出版的《斯大林》(中译本已由新华出版社1997年出版)一书，便是利用这批档案写出的力作，其中包括斯大林个人档案、十月革命档案、苏共中央党务档案。利用最新解密档案，能使“重大事件”彻底曝光，使许多细节更加丰富。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的确令人惊心动魄，而一些易为人忽略的细节，如果细细体味，则更使人毛骨悚然。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有时，这种“声音效应”会影响终生。
“过了几十年都有这个惊悸”！经过了“文革”中“红卫兵”、“专政组”任意抄家、关押、打杀无辜者那种恐怖岁月的人们，对此种感觉当不会陌生。
二
陈佩斯在这个节目里讲到这样一件事：“文艺这个行当它的艰险、它的险恶不是说大人告诉我的，而是我都能听得到看得到的。我们家住在北影演员剧团，都是一排一排平房，前面是剧团，团部，后面就是我们家，都能听见里面。有一段时期，里面都是谈论剧本，谈论艺术，非常热烈，争论不休。突然沉默了，他传达文件，你听一个人在那儿传达文件，紧接着就是互相攻击，非常激烈，言词非常激烈，人们立刻就全都变了。大字报登出来，然后又平静一阵，平静完了以后又传达什么文件，然后又开始念剧本了，就这样一波一波政治运动是不断的。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我是亲眼看见，我父亲被红卫兵、被革命群众殴打，坐喷气式，掰着手臂，用铁丝勒着，挂着大牌子，上面写着各种各样的罪名，名字上打着叉，戴着高帽子，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而且我母亲也留了一件全是脚印和我父亲渗出的血的一件汗衫，那个我母亲保留了很长时间。我亲眼看见我父亲领百花奖，那种荣誉，没过几天，没过两年，人们就开始朝他脸上啐吐沫。这种功与过，荣誉与羞辱，真的就是一夜之间的事情。我最怕的就是半夜大卡车在我们下面一停，然后咣咣你就听见皮鞋上来了，前后窗户堵着，前头就开始抓人，所以我一直到了30多岁的时候，我还害怕晚上睡觉的时候有别人在楼道里，我们住平房的时候前头或者后面有人走路很重，我都害怕，立刻从梦中惊醒，心脏跳动，浑身出冷汗，过了几十年都有这个惊悸。”他说，“所以我父亲就一直不让我做这一行儿。但最后还是没逃脱，可是有一点好处，就是我对名利看得很淡。”
然而“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庄宗却迅速腐化，骄奢淫逸，纵情声色，并宠幸几名伶官乱政误国，“天下不胜其冤”。不消多久，朝政紊乱，人心思变，终致叛军突起。而身边最受他宠幸的伶官最后也发动兵变，将他射杀。那天晚上“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无奈中只好割下头发对天发誓，抱头痛哭，眼泪沾湿衣襟。最后，庄宗身中乱箭而亡。欧阳修感叹道：“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
苏联作家爱伦堡在上世纪60年代所写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中，也多次提到深夜电梯声、电铃声使人惊恐莫名的生活细节，从中也能看出当时恐怖到了何种程度。他这样写道：“在我的熟人中间，没有一个人相信明天，许多人都准备了一只装着两套内衣的小皮箱”，随时准备一去不返(爱伦堡：《人·岁月·生活》，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中，第412页)。1938年在他住的楼房里，“每天夜里人们都倾听着电梯的声音”，所有人这时都紧张万分，生怕是秘密警察来自己家中，后来他们要求晚上关闭电梯，免得家家紧张，他也不例外，“每夜都等候着铃声”。在二战时曾任驻美大使、后任外交部副部长的著名苏联外交家李维诺夫是爱伦堡的好友，据爱伦堡说，从1937年起直到1952年病故前，“他经常把左轮手枪放在床边的小桌上——如果深夜听到铃响，他就不再等待以后的事了……”(同上，下，第441页)。
经过“反右”斗争后，著名艺术家、中央工艺美院的创办人庞董琹先生几十年来听到搬桌椅板凳的声音，就会一阵心惊肉跳。2002年3月17日，庞先生的遗孀、北京京剧院剧作家袁韵宜女士对我详谈了庞先生的人生与艺术。她无意中谈起在“反右”中，身为中央工艺美院院长的庞先生未能幸免，对他的批斗会经常是在院长办公室隔壁的房间召开，每次批斗会前布置会场都要搬桌椅板凳。袁女士说，从那以后直到临终，庞先生听到搬桌椅板凳声就高度紧张，心跳加速。所以，家中已养成习惯，搬桌椅前总先会给庞先生打个招呼，让他有所准备。
“风声鹤唳”、“惊弓之鸟”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成语，形容、比喻经过惊吓的人神经极度紧张，听到一点儿 “声音”就胆战心惊、惊慌失措。尽管成语总使人有夸张之感，其实成语是生活经验的总结、概括、凝炼；生活中，确实有人闻“声”丧胆，甚至还有看似强大的政权竟闻“声”丧权的例子。
在1930年代恐怖无比的 “大清洗”中，滥捕无辜的行动大都在深夜进行，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神经高度紧张，生怕夜间有人敲自己家门。许多住在高楼上的人为免遭被捕后的严刑拷打和侮辱，在秘密警察敲门时，便纵身跳下，以死相抗。
齐氏习惯、陶醉于表面的“热烈掌声”久矣，而对经济困顿、政治专制、腐败等早就在人们内心造成的 “嘘声一片”却丝毫不查，最终导致这 “一夫‘昼’呼、乱者四应”，权丧身亡的“祸患”。面对如此情景，不能不使人一次又一次想起欧阳修的“千年长叹”。有人因“声”而惊而亡，有国因“声”而惊而亡。种种“声音效应”折射出的荒诞与沉重，的确令人回味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