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我正在下放劳动，接到电话非常激动，马上赶回来。”长征一号火箭设计师韩厚健回忆说，1965年1月到1967年11月是651任务的立项和方案设计阶段，当时他负责一二级液体火箭的研制工作。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退役的发射塔架已锈迹斑斑，“东方红一号”卫星就是从这里发射升空。经济日报记者 佘惠敏摄
陈克明死活找不到能给固体发动机做壳体的厂家。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以钱学森为首任院长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制的“东方红一号”卫星，由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研制的“长征一号”火箭成功发射升空。
在“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后，当时的国防科委曾组织一个各条战线参与研制和发射卫星的17人代表团，去天安门城楼参加当年的“五一”庆祝活动。本文采访过的宋庆元、戚发轫、韩厚健、陈克明都在代表团中，受到毛主席接见。
1964年，东风二号导弹研制成功，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也爆炸成功，研制卫星的条件成熟了。
1965年，在周恩来总理批复下，卫星任务重启，新代号是“651”。无数专家、学者、工人、军人为了这个目标集结了起来。
这一年，宋庆元从东北大学数学系毕业，戚发轫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都分配到当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年轻的他们在听钱学森院长讲《导弹概论》课时，并没有想到，自己后来会参与发射中国第一颗卫星的研制工作。
这位航天科工集团第六研究院的82岁退休老专家，谈起数十年前的这件往事时依然一脸焦灼。当时他在华北、东北和华东地区，踏遍十几个省市，始终没找到一家能独立加工燃烧室壳体的厂家。“设计方案对第三级火箭要求特别高，要求装药重量超过88％，结构重量只能占12％，还要能高空工作，能旋转工作。”陈克明说，这要求发动机壳体既轻便又牢靠。他们最开始做的是玻璃钢壳体，因为强度低失败了，又改用特种钢壳体。没有任何厂家能单独完成，就把任务分散，找了好几家厂全国大协作，有的负责焊接，有的制造锻件，有的做热处理……终于按时完成任务。
当年的航天五院，也就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为一颗卫星竭尽全力；当年的航天一院，也就是中国火箭技术研究院，为一枚火箭殚精竭虑。如今，中国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从长征一号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至今，已经进行了第226次飞行。中国正在使用的包括各类卫星在内的在轨航天器，已达到近150颗。
中国科学院把卫星研制列为1958年第一项重大任务，代号581。然而，随着国民经济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在中科院拿出了我国第一个卫星规划、做出了我国第一个卫星模型后，581任务不得不暂停。
天上有了中国星
从一星破晓，到百星争辉，中国航天人新老更替、换了几代，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勇于攻坚、开拓创新的航天精神却一直未变，一代代传承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