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论题，如果以东方智慧进行解读，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充满儒家色彩：非得明白什么是责任才能承担责任吗?老子早就对一味追求并拘泥于道德的儒家(尽管他没有提到儒或者孔子这样的字眼，并且比孔子大四五十岁)提出过批评。他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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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近代以前中国处于一种“没有知识分子却有知识阶层”的时代。知识分子的核心内涵——独立钻研科学和对公共事务保持批判精神——被权力掩盖。于是，我们看不到一个个知识分子，却看到了士大夫群体。

中国知识分子责任的另一个议题就是知识分子是否要承担启蒙的责任。自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不仅承担了革命和道德良心的义务，BT页游，还承担了开化民智的义务，也就是启蒙的义务。

五四时期的启蒙同样具有有限特征：首先，这一大批知识分子勇气有余而准备不足。他们自己并没有真正觉醒，在一些根本问题上没有搞清楚，包括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在内，忽左忽右，左冲右突，根本原因在于理性勇气背后的知识准备不足;其二，救亡图存的使命观取代理性启蒙的负责形式。这就导致最终所有的五四启蒙思想家均进入政治斗争阵营，各为其主，失去了独立知识分子为理性负责的经典意义上的启蒙含义。

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要改变他人的政治意愿，而是要通过自己专业领域的分析，一直不停地对设定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认可的事物，重新审查规则和制度，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以此来实现他的知识分子使命)，并参与政治意愿的形成(完成他作为一个公民的角色)。

中国知识分子的先天不足产生了一个悖论：离权力越近，便离应得的权威越远，也因之离网页游戏私服发布网越远，而网页游戏私服发布网却又“好像”必须通过权力。20世纪30年代，从美国归来的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豪迈地宣布：“历史已经使知识分子阶级成为中国人民的领袖，我们无意谦让。”而宣称20年不谈政治的胡适最终也在抗战中成为外交官。费正清理解蒋廷黻、胡适一类留学回国学者的最终从政，他认为“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学者是一个政治动物。象牙之塔只是隐士用的”，“西方教授一般都认为应该站在政治圈外，而在中国，这样做就是失职”。

其实，所有焦虑和担忧，并非全无道理，只是把问题看得过于僵化，在时间上也看得太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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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家而言，黄宗羲和顾炎武是代表。黄宗羲著《明夷待访录》，颠覆了传统理论对君王的定位。在《原臣》中，他进而论断“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否定了王朝家族兴亡的重要性，而倡导“万民之忧乐”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判断标准，在一定意义上具有了民权意识。

近代以后，中国又进入“没有知识分子也没有知识阶层”的时代。“五四”以来，启蒙、革命等话语霸权充斥整个20世纪，从而导致用“精英阶层”取代“知识分子阶层”的现象，而“精英阶层”被想象成具有独立思想人格的完美英雄、哲人。这实际上是概念的偷换。本应在“问题”的研究中体现独立精神的中国知识分子成为“主义”的担道者，从而再次失去了创造“内涵”的机遇。

在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中，读书人从来持有一种自相矛盾的认识：一方面，学而优则仕;另一方面，对政治本身又持鄙夷的态度，参与权力的运作往往被妖魔化。这种矛盾的认识来自传统思想中没有区分“关心公共事务”和“从政”。

顾炎武则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进行了启蒙。这便是他的“亡国”和“亡天下”之说。此说重新诠释了传统华夷之辨的世界观，具有启蒙意义。但是，令顾炎武万万想不到的是，他的重新解释最终被清初统治者运用，致使中国重回天下一统的世界观中去了。

无论黄宗羲、顾炎武还是李大钊、陈独秀，从本质上说仍然属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他们并未明白启蒙的现代性含义(为理性负责)。当民族和国家的生存发展，而不是人的理性的普遍觉醒成为终极关怀的时候，这种启蒙仅仅是有限的启蒙。笔者称之为“中观层次的启蒙”。

看来，老子的认识和福柯的主张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预设必须去扮演的角色可能会最终害了目的本身。无论从老子的标准还是福柯的标准看，近代以来中国只出现过有限的几个知识分子，陈寅恪即是其中之一。陈先生不做自我标榜之表面文章，不做一呼百应之口舌争辩，以其坚毅的人格力量拆解了权力，善哉。

“知识分子的责任”这个议题，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