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之后，我妈拉着我去体检，让我少吃牛肉、羊肉，少喝酒。我现在已经开始养生了。

　　我健康状况一直不错，只是2015年突然有一段时间头疼，睡不着觉，持续了3个多月。每天晚上大概就能睡一个小时，生活不规律。有时我会在凌晨四五点叫一份外卖。反正肯定不是得了抑郁症。因为我太怕死了。

　　我未来想开一个冷冻公司，提供冷冻遗体的服务。因为你没办法想象百年后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有可能会出现复活技术。就算没来得及做，我在快死的时候也要跑到南极找个地方躲起来。

　　在我印象里，堂弟一直是个老实的小孩，我经常带他去河里抓鱼。但这次回来，我发现他已经是个精明的商人了，而且胆子大，执行力强。跟他待了几天，我突然明白自己为什么一直没法成功了。

　　“杨仁荣，男，1986年出生于江西抚州市宜黄县棠阴镇。宜黄县理科高考状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设计专业，肄业。截至2018年8月，杨仁荣与家人失联9年。”

　　这个想法大概持续了一个星期。之后就觉得自己那股冲动挺傻的。我从来没跟别人聊过这个想法，除了有次跟同事喝完酒说过一回。如果一件事看不到任何实际意义和社会效益，还要用一辈子去坚持，普通人不会那样做的。在现实主义者面前，理想主义者通常是幼稚的。我现在说话尽量不想让别人觉得幼稚。

　　我前几年还想写一本科幻小说，大致内容是如果人类没有离开地球的技术，在资源耗尽的情况下，是以什么方式被困死在地球上的。连续几个月，我每天下班后在电脑面前坐到半夜，写了五六万字，没写下去。我写小说不关注情感，人物和情节都只是符号。我比较欣赏技术，觉得技术决定一切。

　　今年8月，杨母被诊断出癌症，她向媒体求助，希望走之前能再看儿子一眼。9月，看到报道的杨仁荣终于拨通了家人的电话。这场时隔9年的通话异常混乱，电话两头都是边哭边说，断断续续。

　　看到报道，杨仁荣终于回家了。

　　我最终的理想是当一个物理学家。

　　说实话我现在有时有点后悔，当时为什么不按部就班，去大公司，大国企，在里面待个10年，怎么也混到中层了。那里福利好。

　　我做得最好的一个项目是毕业两三年后，跟两个人合伙做短信群发业务。一星期内，我们每人赚了两万元。不过很快，同行里赚的最多的那个被抓了，我们就没敢再继续做。

　　出发那天，他关门前，又看了家里一眼，说：“再回来就得等到过年了。”

　　我从小就觉得学习是件很容易的事。到了高中，考试基本上就是第一第二。所以高考考了全县理科状元，我一点都不意外。

　　我妈很希望我去通过最后那门考试，拿到毕业证。我觉得很不理解。如果我妈不提，我脑子里从来都不会主动想起这件事。能不能毕业对我来说无所谓。我觉得即使拿到一个硕士、博士学位，又有什么用呢？

　　后来一家卖军工产品的企业录用我做办公室文员，我做了不到一周就辞职了。就是不想干了，待不下去，不喜欢，不知道为什么。

　　为了打听儿子的消息，杨崇生这几年往北京跑了5趟，找了四五家派出所。杨崇生第一次去北京，是送儿子上大学。火车要坐一整夜，他一点也不觉得辛苦。把儿子送到学校，他就匆匆走了，老家工地上还有活要干。

　　大学里，书是我最好的朋友。那时候我一天能看好几本，找到一本好书会欣喜若狂。生活中的社交需求就被淡化了。我在大学没什么关系好的同学，跟那些好书一比，身边的人都显得很平庸、肤浅。

　　不能触碰的心理禁区

　　我爸兄弟6个，叔伯的孩子们大多没上过高中。因为学习好，小时候的我在同龄人中会有种很强烈的自豪感，现在看来其实是一种虚荣心。我记得高中有个校花，跟一个学习很差的人在一起了。每次看到他们在一起聊天，我就会有点不舒服。

　　我妈当时在上海看病，我过去就办了个新手机号，原来的号在另一个手机上，全天静音。一开始，有同事打电话问我一些客户的情况，我还会接。后来懒得回答，就干脆不接了。有时候我确实挺冲动的。